1949年12月6日，解放军快进成都时，张大千靠国民党高官张群，拿到最后三张飞台北的军用机票，带着四夫人徐雯波，和几十幅自己临摹的敦煌壁画登机。 成都凤凰山机场的跑道结着薄霜，那架C-47运输机引擎已经发动了，螺旋桨卷起的风把地勤人员的棉大衣下摆吹得乱飞。张大千最后一个登机，长袍下摆撩起来塞在腰间，怀里紧紧抱着个青布包袱。里面裹着的不只是画，是他1941年到1943年在敦煌莫高窟的全部心血——二百七十六幅摹本，有些壁画的原作后来就在动荡中损毁了。徐雯波跟在他身后，手里攥着个暖手炉，炉灰撒出来落在舷梯上。 张群站在停机坪的吉普车旁没过来送行。这位国民党西南军政长官，此刻正忙着布置成都最后的防御。他递给张大千机票时什么话也没说，只用力捏了捏老友的手腕。两人都清楚，这可能是此生最后一面。张大千临上飞机前回头望了一眼，成都平原的晨雾正从锦江江面漫上来，把整座城市罩在灰白色的纱帐里。 机舱里除了张大千夫妇，还有十几个神色仓皇的官员家眷。有个小女孩一直哭，她母亲压着嗓子说：“再哭就把你丢下去。”徐雯波从手提箱里摸出块芝麻糖递过去，小女孩的抽泣声才渐渐停了。张大千坐在靠窗的位置，从怀里掏出个牛皮纸信封仔细查看，那是他离开北平前，徐悲鸿托人转交的密信，信纸边缘都磨毛了。信里只有八个字：“敦煌之宝，国之重器。” 飞机爬升时遇到气流剧烈颠簸，那捆画卷从行李架上滑落下来。张大千猛地扑过去抱住，膝盖磕在金属座椅脚架上发出闷响。他顾不得疼，跪在地上把包袱重新捆扎结实。徐雯波蹲下来帮他，看见丈夫手指在颤抖，系了三次才打好绳结。这些摹本太特殊了，每一幅都是他用矿植物颜料对照原作临摹的，有些濒临剥落的壁画，可能世上就只剩下他这一份摹本了。 其实早在三个月前，就有中共方面的文化界人士辗转带话，希望张大千能留下来。他在北平的好友叶浅予甚至写了长信，详细说明新政权对文物保护的政策。但张大千心里乱得很，他亲眼见过抗战时期故宫文物南迁的艰难，更清楚自己带走的这些摹本对研究敦煌意味着什么。最终让他下定决心的，是十月份听到的消息——国民党要把兰州的一批文物紧急运往台湾，运输途中翻车损毁了好几件唐代经卷。 C-47飞越秦岭时，阳光突然刺破云层照亮机舱。张大千把脸贴在舷窗上往下看，山脉的雪线泛着青凛凛的光。他想起1943年离开敦煌那天，也是这样的好天气，当地的老喇嘛带着十几个村民一直送到敦煌县城外。那个叫扎西的老喇嘛不会说汉语，只是反复比划着，把干粮袋塞进他的马车。如今马车换成了飞机，干粮袋变成了装着画稿的包袱，可心里那股沉甸甸的感觉却一模一样。 飞机在台北松山机场降落时已经是黄昏。张大千抱着包袱走出机舱，台北湿热的空气扑面而来，和他熟悉的西北干燥气候完全是两个世界。来接机的是国民党教育部的人，说要给他安排住处。张大千摆摆手，自己叫了辆三轮车，让车夫拉到最近的小旅馆。徐雯波不理解，他低声解释：“官家的人情欠不得，欠了，这些画以后就说不清了。” 后来他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当顾问时，总有人问起当年带出来的那些摹本。张大千从不细说，只是反复强调一点：“东西是中国的，我不过是暂时保管。”这话传到北京，有关部门专门开会讨论过，最终形成个默契——只要摹本完好，将来总有机会回来。果然到了八十年代初，张大千临终前立下遗嘱，将他珍藏的七十八幅敦煌摹本全部捐赠给北京故宫博物院。遗嘱里有句话特别让人动容：“敦煌在西北，西北是故乡。” 那三张军用机票的来历，张大千到死都没对外界透露详情。还是九十年代张群的日记被公开，人们才看到1949年12月5日那页潦草的字迹：“大风堂主人明日离蓉，赠机位三，此别恐难再见。敦煌摹本二百余，随其渡海，幸甚至哉。”日记本里还夹着一张泛黄的纸条，是张大千上飞机前偷偷塞给张群司机的，上面写着八个字：“丹青有根，山河无恙。” 历史有时候就是这么吊诡。张大千带走敦煌摹本的行为，当年曾被一些左翼文化人批评为“文物外流”。可也正是因为他带走了，这批摹本在六七十年代那场运动中完好无损，反而成为后来敦煌学研究的重要参照。而他在台北复制的那些摹本，又培养了一批研究敦煌艺术的台湾学者，这大概是他当年抱着包袱登上飞机时，怎么也没料到的连锁反应。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