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3年8月，毛主席问教育部副部长叶圣陶——“现在编写全国小学教材的有多少人？”叶圣陶回答说——“30多个”。毛主席听了很惊讶地说——“这么重要的事，30多个人可不多啊！扩充到300人都不多！” 一九五三年八月，中南海屋里安静，桌上摞着和孩子读书有关的文件。 毛主席翻着材料，忽然停下，问，现在编写全国小学教材的有多少人。叶圣陶坐在一旁，回答三十多个。 毛主席皱了皱眉，这样的重要工作，三十多个人太少，扩充到三百人都不多。 一八九四年十月二十八日，江苏苏州小巷里，一个男婴落地，取名叶绍钧，字秉臣、圣陶。 家人只盼他念书平顺，很难想到他后来会成现代作家、教育家、文学出版家和社会活动家，被称为优秀的语言艺术家。少年时爱较真，见了文字总想抠一抠，长大后写小说，做编辑，也在课堂上教书，始终绕不开纸和笔。 旧时学校里，有人叫国文，有人叫国语，叫法乱，观念也乱。 叶圣陶琢磨，口头表达是语，写在纸上是文，两头都重要，于是把两字并在一起，叫语文。 这个新名头慢慢印进课表，写进作业本，成了每个学生都躲不过的一门课，在他眼里，这门课不只教认字，也借语言养心。 新中国成立以后，校舍修起来了，教材却五花八门，有旧书，有油印本，也有老师自写讲义。一九四九年八月，国家要定统一标准，叶圣陶主持草拟小学语文课程标准和中学语文课程标准，从总目标，到各学段认多少字、读什么文，都要捋清楚。 自那以后，语文课在新中国教育体系里算是扎下根，孩子有了一条大致明白的读写路。 在他心里，语文不能只剩下知识点。文道统一这四个字，说得不玄，学生学文章，也在学做人的尺度。语文课如果只围着试题转，孩子和文字的关系会变味。编写开明国语课本时，他坚持课文贴近生活，让学生在纸上看得见街巷和院落。 这些课文里，除了山河和人物，还写日常小景，语言顺口，学生读着不拧巴。 很多后来当老师的人回忆起当年的课本，记得的不止是篇名，还有那种“讲的就是身边事”的感觉。 叶圣陶在中小学任教多年，站在讲台上的时间不比坐办公室少。 教室里一排排学生，有好动的，有沉默的，也有刚学会握笔的，他都看在眼里。常挂在嘴边的一句，是要因材施教，让每个学生在原有基础上往前挪一点。 用一把尺子量所有人，表面齐整，很容易压弯不少背影。 具体做课时，他提倡精讲多练，老师讲的部分要紧凑，把关键点说清，剩下的交给学生自己读、自己写。他推崇启发式教学，先提问题，再带着学生琢磨，让大家在讨论中慢慢接近答案。从学生被问住，到尝试表达，到全班一起补充观点，这一串过程，就是教是为了不教的路。 对教育性质，他有一句比方被很多人记住：教育是农业，不是工业。 工业讲标准、讲速度，农业讲时令。学生在他眼里像一块块田里的苗，有的需要多晒太阳，有的要挡风，有的得松土。拔苗助长这种事，他非常警惕，看见有人为了成绩频繁加压考试，会提醒一句，小心苗子伤了根。 一九五三年那场关于人数的对话，就不只是数字。 教材队伍只有三十多人，写出来的书很容易集中在少数人的眼界里。队伍扩到三百人，来自各地的一线教师有机会参与，不同地区、不同学生的实际情况，才能一点一点渗进书里。 被孩子天天翻看的，就不再是冷冰冰的条文，而是既讲规矩，也懂孩子的课本。 新中国教育路上的很多普通教师，都在教室里接续这些想法。 叶圣陶一生淡泊名利，甘为人梯，把精力押在教育上，教是为了不教不只是口头一句，而是写进教材，落在课堂，交到一届又一届孩子手里。 时代往前走，知识更新越来越快，屏幕一亮信息就扑面而来，语文课上那种慢慢读、认真写、细细想的劲头，只要还在，那几句老话就还有人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