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月11日，周总理的遗体送到八宝山时，火化工大叫：我们不能火化总理！任何人都不准点火！无论领导怎么说，火化工没有一个人愿意去点火，大家只是不停地嚎啕大哭，根本不忍心火化总理 周恩来1949年进北京后，本来可以住任何地方，却偏偏挑了中南海最破旧的西花厅。那地方又潮又暗，冬天墙上结霜，屋顶漏雨，工作人员打了无数次报告要修，他一次都没批。整整27年，他就在那几间老平房里处理国家大事，批文件到天亮，从没抱怨过一句。国家刚解放，百废待兴，他把每一分钱都省给更需要的地方，这不是作秀，这是他一贯的作风。 他那件睡衣全国人都知道，补了47块补丁，颜色花花绿绿，像地图一样。秘书赵茂峰好几次拿着新睡衣去劝，他总是笑着推开，说还能穿，为什么换。1972年查出癌症后，他明明知道时间不多了，却把治疗时间压到最少，能工作就绝不躺下。1975年最后139天里，他有112天工作超过14小时，43天超过19小时。最长的一次连续工作38小时，医生都急了，他还是拦不住他。他不是不知道身体要垮，他只是把命都交给国家了。 他和邓颖超没有亲生孩子，却收留了十几个烈士遗孤。孙维世、孙炳文这些孩子，他亲自写信找，亲自安排上学、生活。孩子来西花厅，他放下手里的紧急文件，先给他们系鞋带、擦鼻涕。1973年孙维世被害后，他坐在沙发上一根接一根抽烟，烟灰掉了一地也没发现。那一刻你才明白，他把对孩子的爱，全给了那些革命后代。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的消息传出，北京医院门口立刻排起长队，普通老百姓自发来送总理。1月11日下午遗体送八宝山时，火化间里的十二名火化工看到棺木抬进来，当场就崩溃了。他们常年干这行当，见惯了生死，可那天没有一个人能按得下点火按钮。领导反复做工作，说这是总理遗愿，他们只是哭，谁也不肯动。最后只能从外单位紧急调来一名老党员才完成火化。这件事后来很少被正式记载，却在北京殡葬系统传了好多年。 火化结束后，邓颖超捧着骨灰盒说，恩来生前交代，死后一粒骨灰也不留。1月16日晚，一架安-2型小飞机从南苑机场起飞，机上只有高振普、赵炜等几名工作人员。飞机先在北京上空撒下一部分，又飞到密云水库上空，1958年周恩来曾亲自去工地视察，工人还记得他冒雨站在坝址上指挥。接着飞到天津海河入海口，那是他少年时代生活过的地方。最后飞到山东滨州黄河入海口，把剩下骨灰全部撒进母亲河。整个过程严格保密，直到1997年才由当事人高振普在纪录片里公开。 周恩来留下的不是陵墓，不是纪念堂，而是一身补丁衣服、一屋子文件、还有无数被他亲手把手带大的革命后代。他把什么都给了人民，自己什么都没留。这就是为什么四十多年过去了，一提到那件补丁睡衣，一提到八宝山火化工哭倒在炉前，很多人眼睛还是会湿。因为那不是宣传，那是真心换来的真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