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反天罡？兵团司令不同意起义，部下竟然上了封“最后通牒”，勒令必须同意！   1949年12月，四川什邡，孙元良是十六兵团的司令，他是黄埔一期出身。   十六兵团1948年组建时，隶属于徐州剿总，下辖41军、47军、99军，看似兵强马壮，实际兵力只有四万余人，实力在国民党兵团中并不突出。   淮海战役中，杜聿明集团被围困陈官庄，孙元良却选择突围，导致兵团一夜覆没，自己则凭借一贯的“飞将军”本色，辗转逃回南京。   兵败归来，孙元良并未被追究责任，反而因其叔父孙震的影响，被派回四川重建兵团，依托家族势力，41军、47军迅速恢复建制，后续还扩编至79军、124军，兵力恢复到10个师。   可惜，强行拼凑的部队，表面风光，实则内部分化严重。   孙元良自认黄埔正统，态度傲慢，轻视川军老军官，导致兵团上下离心离德。41军、47军大多经历过淮海惨败，对解放军实力有着清醒认知，部分军官还曾被俘接受政策教育，对于再为国民党卖命，内心抵触明显。   外部形势也急剧恶化。1949年底，解放军已包围西南，国民党统治岌岌可危。12月9日，川军元老邓锡侯、刘文辉、潘文华在彭县通电起义，西南割据局面土崩瓦解，十六兵团顿时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   此时，川鄂边区绥靖公署副主任董宋珩，与孙震有密切合作，他通过亲信与中共地下党建立联系，接到刘邓的“四项忠告”，坚定了起义决心。   起义核心人物还有兵团副司令曾甦元，两人暗中联手，酝酿兵团倒戈。   孙震本人早已无意死战，却被蒋介石以“保护”为名将家属送往台湾，自己也与杨森同机赴台，在临行前将绥靖公署事务交由董宋珩代理，无形中为起义扫清了最大阻碍。   孙元良则顽固阻挠起义。他强令部队按胡宗南指示向成都集结，却遭到军、师长集体抵制。更是在广汉设下“鸿门宴”，想借机抓捕起义将领，结果多数军官早有警觉，借故缺席，使其计划落空。   他还下令副参谋长率部捕杀董宋珩、曾甦元，却被对方以“兵力失控”为由消极抵制。后来，孙元良率国防部新拨配的六十师，追至什邡，妄图胁迫集结的起义部队西逃，反被董宋珩部署兵力包围，仓皇撤离。   局势至此，董宋珩、曾甦元联合发出“最后通牒”，明确表示“全军一致赞成和平起义，逆势而为将严惩不贷”，彻底击垮了孙元良的心理防线。   这招“倒反天罡”，让孙元良意识到，自己已经无可奈何了。   起义爆发，1949年12月21日，董宋珩、曾甦元率41军、47军在什邡、绵竹集结，发布“马电”宣布起义。   第二天，七十九军军长龚传文见势主动要求加入，补发通电，将其部队纳入起义阵营。   起义当日，兵团6万官兵集体倒戈，顷刻间打破了四川西北解放军的最后障碍。董宋珩、曾甦元等人迅速控制兵团部队，确保局势稳定。   起义后，起义部队与解放军协同作战，参与川西剿匪和社会安定工作。   孙元良则在绵竹解放前夜，趁乱搜刮黄金，带少数亲信仓皇逃往成都，所带的六十师不久后归附胡宗南部下胡长青，最终被解放军歼灭。   孙元良本人在成都未能乘机离开，改扮商人躲入农家，后辗转重庆、香港，再赴台湾。   起义直接导致胡宗南集团川北防线崩溃，蒋介石“固守成都、伺机西逃”的计划彻底破产。贺龙评价，这次起义“加速了川西地区的解放”，连锁影响西南其它兵团的倒戈。   此后，国民党第十五、二十、十八、七兵团相继起义。12月27日成都宣告解放，西南军政格局就此定型。1949年11月至12月，西南地区约有40万国民党军起义，占该地区国民党军总兵力的六成以上，大大减少了双方伤亡。   起义成功后，董宋珩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负责部队整训。曾甦元则在解放军西南军区任高参，后转业地方。   七十九军军长龚传文起义后编入解放军，参与剿匪，后转业安享晚年。董宋珩1954年因病逝世，被追认为爱国民主人士。   孙元良逃台后，因“临阵脱逃”“弃军而走”失去蒋介石信任，未获任何实权。此后赴日本经商，1975年返台，专注于撰写个人回忆录。   2007年以103岁高龄去世，是黄埔一期最后在世的将领。他的儿子是台湾著名演员秦汉（本名孙祥钟），让孙元良晚年多了几分媒体关注。   孙震则在台任“国策顾问”“国防研究院”院士，专注川军历史研究，1985年去世。杨森同样任“国策顾问”，1977年去世，昔日西南军阀势力随起义浪潮彻底消失。   这场起义不仅加快了解放进程，也极大减少了战场伤亡，成为西南解放的关键转折点，十六兵团起义的成功，是民心所向和大势所趋的体现。 回望这段历史，孙元良的逃离固然令人唏嘘，但兵团官兵最终选择和平，才是四川乃至整个西南地区迎来新生的起点。不同选择，不同归宿，历史自有公论。 参考信源： 国民党川鄂边区绥靖公署始末 2014-09-15 湖北政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