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鲁迅瞒着妻子朱安，与女学生许广平同居怀孕。谁知，鲁迅母亲劝说：“留着吧，好歹是周家的血脉。”后来，许广平却因鲁迅的一句话，甘心做他背后的女人。 鲁迅那段日子，总让人觉得像老上海弄堂里的旧事，夹杂着租界的汽笛声和街头小报的闲话。1923年，鲁迅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教中国小说史，许广平是他的学生，比他小十八岁。她家本是广州望族，早年北上求学，参加过五四运动，骨子里有股不服输的劲头。课堂上，她总坐前排，问问题直来直去。鲁迅呢，那时已四十出头，鬓角微白，却在女师大风潮中支持学生，俩人就这样从师生变成知己。 1925年，许广平在报上公开表白，鲁迅回信叫她“广平兄”，书信来往越来越密。1926年，鲁迅南下厦门大学，她去广州教书，两人隔空写信，约定两年经济独立后再一起过。没多久，鲁迅转到广州中山大学，她做他的助教，俩人租房同住白云路。广州那时热得像蒸笼，国民党清党风声鹤唳，鲁迅辞职后，1927年9月27日中秋夜，他们收拾行李北上上海。10月3日到虹口景云里，鲁迅对外说她是抄稿助手，方便工作。母亲鲁瑞和弟弟周建人一家也陆续搬来，同住一屋檐下。朱安还在北京西三条老宅，每月收鲁迅寄的汇款，信上只三字“款已汇”，她识字少，拆信时总得找人念。 同居没几个月，1928年初，许广平怀孕了。这消息像石头扔进平静的池塘，鲁迅先带她去内山完造诊所检查，日本医生确认后，他站在走廊抽了支烟。回家告诉母亲，鲁瑞正喝中药，听完放下碗，叹口气说：“留着吧，好歹是周家的血脉。”这话朴实，却带着老一辈对家族延续的执着。鲁迅没离婚的打算，早年包办婚姻让他对朱安有愧疚，但也走不脱那层枷锁。他对许广平说得很直白：“生下来，我担着。”朱安那边，消息传得慢，她先从梦里隐约觉得不对，后来周作人信里委婉提一句“大哥忙碌”，她只自言自语针线活儿做得糙，配不上他。 孩子1929年9月27出生，取名周海婴，正好是他们来上海两周年的日子。福民医院里，鲁迅守了一天一夜。许广平坐月子，鲁迅少出门，客人来访总下楼低声应酬。满月后，友人问起仪式，她只笑笑不答。那晚，鲁迅写完稿子，对她说：“我这辈子离婚办不成，朱安走不了这条路。你要是愿意，就别要那张纸；不愿意，我送你走。”许广平听了，握住他的手，点头应下。从此，她真就把日子过成幕后。左联会议不去，妇女活动推辞，只管家务和抄稿。 这事搁在当时，传言满天飞，有人说鲁迅虚伪，有人叹许广平傻。朱安知道后，没哭没闹，只把箱底的小棉袄收起来。鲁迅1929年5月北上探母时，带回孕事，北京街头已议论纷纷。她梦见鲁迅带孩子回家，醒来对鲁瑞说气不过。鲁瑞安慰她，说儿子年纪不小，该有后了。朱安呢，传统女人，爬墙似的盼着团圆，却明白无力回天。从那起，她对鲁迅像远房亲戚，言语间带点好感，却再无幻想。 鲁迅的家事，说白了就是旧时代婚姻的缩影。包办的朱安守着空宅，革命的许广平追随文人，两人一前一后，夹着鲁迅的矛盾。他感激朱安的忍耐，却说感激不是过日子；对许广平，他直言离婚不通，只能这样过。许广平呢，本是女权倡导者，早年办杂志，写文章，却为他收起锋芒，甘做助手。1932年，她编《两地书》，收录书信，里面有鲁迅叫她“小刺猬”“乖姑”的昵称，甜中带涩。信里他写，寄信总去邮局，不信街边绿筒快，怕慢了让她等。 1936年10月19日，鲁迅病逝，许广平守到最后。治丧名单，她名字排中后，有人拉她上前，她摆手说站这儿看得清。身后事，她整理全集，版税按月寄朱安。朱安回信只一行“辛苦你了”。解放后，许广平把鲁迅遗物捐给国家，海婴长大当外交官。她对采访者说，想那么多干嘛，日子总得往下过。问她牺牲没，她放下水壶，看一眼说，我好好的，牺牲啥。 朱安1947年逝世，许广平加了汇款，她退回说够用。俩女人一生没见面，却互相留分寸。鲁瑞1943年走时，临终惦记朱安，许广平托人照顾。这段故事，没对错可分。朱安没反抗，不是傻，是知道没用；许广平没名分，不是软弱，是觉得纸面不顶事；鲁迅没离，是离不了。搁在那个年头，这样的选择就是样本，映着封建残余和新思潮的拉锯。鲁迅写杂文，刺破黑暗，家事却藏着无奈。今天看，这不光是个人恩怨，更是妇女觉醒的注脚。许广平晚年浇花时说，鲁迅写时讲究，她整理不能马虎。这话像手艺人敬业，却也透着对那段日子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