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秋，太行山黄崖洞兵工厂内，刘鼎正对着日军掷弹筒苦思。这不到3公斤的铁家伙射程达500米，而八路军战士需冲到五六十米内才能扔手榴弹，牺牲惨重。 1942 年冬，太行山谷的积雪没到脚踝，运输队的民工们深一脚浅一脚。 每人背上绑着两发炮弹，弹壳冰凉，还留着铁匠锻打的不规则锤印。 这些 “土造炮弹” 要送往前线，而半年前，兵工厂连合格的弹壳都造不出。 负责炮弹研发的陆达，想起那些在窑洞里与生铁较劲的日子，眼眶发热。 1940 年秋，黄崖洞兵工厂刚造出掷弹筒炮筒，炮弹难题就摆上了桌。 刘鼎拿着日军炮弹样品，眉头拧成疙瘩：“没有合格钢材，弹壳就是废铁。” 当地只能炼出白口生铁，敲着硬邦邦，可一炸就碎，根本没法用。 工人们试着铸了几个弹壳，试射时刚出炮口就裂成了好几块。 留过学的冶金博士陆达，蹲在铁匠炉旁，盯着通红的铁块发呆。 他把白口生铁样品掰碎，用放大镜看断面：“碳含量太高，脆性太大。” 西方有脱碳工艺，可兵工厂连基本的炼钢炉都没有，只能靠土办法。 老铁匠说：“山里焖红薯能让硬红薯变软，生铁能不能焖一焖？”这句话点醒了陆达，他立刻带着工人搭 “焖火窑”。 用黄土砌成半人高的窑，把生铁弹壳码在里面，填上木炭和矿石。 窑火要烧得匀，温度不能超过 800 度，还得焖足三天三夜。 第一天，窑里的木炭就着了火，弹壳被烧得变了形，第一次尝试全毁了。 陆达没气馁，重新调整窑的结构，在窑壁加了层湿泥控温。 夜里冷，他裹着破棉袄坐在窑口，听着里面 “滋滋” 的炭火声，不敢合眼。 三天后开窑，弹壳颜色变成了深灰色，敲起来声音不再脆生，有了韧劲。 可新的问题又来了：弹壳需要钻孔装引信，白口生铁焖软后却变得 “粘钻头”。 钻头是用铁轨磨的，钻不了几下就钝了，工人们得轮流用磨刀石磨钻头。 有个叫王铁匠的老工人，双手磨出了血泡，还笑着说：“钻头钝了能磨，炮弹可不能等。” 他们把弹壳固定在木架上，一人扶钻，两人用绳子拉着来回钻，一天才钻好三个。 最危险的是装炸药，兵工厂没有专业的炸药配比设备，全靠经验。 用硝石、硫磺和木炭按比例混合，比例差一点，要么不炸，要么炸得太猛。 一次配药时，硫磺撒多了，试炸时炮弹在地上炸了个大坑，把附近的工人震倒。 陆达赶紧调整配比，反复试了十几次，才找到刚好能炸开又不裂壳的比例。 弹尾的稳定翼更难造，日军用的是铜制弹带，兵工厂连铜都没有。 工人们用铁皮剪成长条，弯成弧形焊在弹尾，可铁皮太脆，容易断。 后来改成在弹尾铸出三道凸起的棱，虽然丑，却能让炮弹飞得稳。 有个学徒说：“这弹尾像老家的磨盘棱，丑是丑，管用就行。” 1941 年春，第一批合格的 “土造炮弹” 终于下线，共 20 发。 刘鼎亲自去试射，第一发炮弹飞出 300 米，落在空地上炸出了半米深的坑。 在场的工人都欢呼起来，陆达却蹲在地上，捡起弹片看了又看：“还能改进。” 他们把弹壳壁再加厚两毫米，引信孔位置调偏一点，让爆炸更均匀。 量产时，窑洞里的工人分成三班倒，焖火窑 24 小时不熄火。 白天，铁匠们抡着铁锤锻打弹壳，汗水顺着脸颊流，滴在地上瞬间蒸发。 晚上，女工们坐在油灯下，给炮弹装引信、缠防潮布，手指被火药染黑。 有个叫李婶的女工，儿子在前线打仗，她说：“多造一发炮弹，儿子就多一分安全。” 这些炮弹送到前线，刚好赶上关家垴战斗。 战士们架起掷弹筒，一发炮弹就炸掉了日军的机枪阵地。 日军俘虏看到弹壳上的锤印，不敢相信：“八路用铁匠炉也能造炮弹？”从 1940 年到抗战胜利，黄崖洞兵工厂共造了 20 多万发炮弹。 每发炮弹背后，都有工人的汗水、智慧，甚至鲜血 —— 有个工人装引信时被炸伤了手。 这些 “土造炮弹” 和掷弹筒配合，让八路军在近战中终于有了火力优势。 朱德总司令视察兵工厂时，摸着炮弹说：“这是太行儿女的‘争气弹’。” 抗战结束后，陆达把炮弹制造的技术笔记捐给了军工学校。 笔记里详细记录了焖火窑的尺寸、配药比例，还有工人总结的土经验。 后来，这些技术被用到了地方工业生产中，成了宝贵的实践教材。 当年参与造炮弹的老工人，也成了各地机械厂的技术骨干，把土办法教给了年轻人。 如今，在太行山革命纪念馆里，还陈列着一发当年的 “土造炮弹”。 弹壳上的锤印清晰可见，引信孔周围还有细微的裂纹 —— 那是试炸时留下的。 它提醒着我们，当年没有先进设备，却有一群人凭着韧劲，造出了守护家国的武器。 信源：中国军网《配备到战斗班的抗战利器 八路军亲切地称它为“小臼炮”》、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太行山上的小天津”——黄崖洞兵工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