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中央考虑提拔一人，担任总后勤部部长。当时的副部长兼副政委赵南起是最合适的人选之一。就在这个时候，有人居然举报赵南起是韩国特务，不宜担任军内高级职务。 北京的冬天还带着凉气的时候，一封薄薄的信被放进中南海的办公室。 纸不大，刺眼的字倒不少，说的是一件挺吓人的事：解放军总后勤部副部长、副政委赵南起，有韩国亲弟弟，还收过弟弟的钱，长期不向组织交代，很像一条“线”被韩国情报机关拽在手里。 邓公看完，脸色沉下去，话不多，只把信一推，让人把中央军委副主席杨尚昆叫来。 当面一句话：这件事要查清，含糊不得。 气氛立刻就变了味，总后勤部这摊子事，一下多了股火药味。 那会儿，总后勤部正到换班的时候。 老部长洪学智准备退下来，谁接班，桌底下不少人都在默默掂量。名字里，赵南起排在前面，资历、能力、人品，都不算吃亏。 偏偏就在这种节骨眼，举报信砸下来，味道就有些耐人寻味。 外面的人听到风声，只知道一句话：有人告状，说赵南起是“韩国特务”。里面的人心里清楚一点，要判断这种事，得把线头拎回几十年前去看，不是几句空话就能盖棺定论。 要追到哪一年呢，要追到１９４５年。 吉林岔路河一带，一个朝鲜族家庭被时代推着做选择。 祖父赵东植，在韩国算个有头有脸的人物，本可以老老实实当乡绅，偏偏跟日本人过不去，跑去搞抗日，被抓、坐牢，出狱后为了躲避追捕，全家往吉林延边一挪，命运就彻底拐了弯。 抗战结束，他心里惦记的还是故土，决定带一部分家人回韩国。 他的儿子赵龙久留了下来，认定要在中国闯一条路。兄弟分开那天，地点就在岔路河，一个跟父亲留下，一个被爷爷领回半岛，转身之间，就隔开了山海。 后来朝鲜战争打起来，边境一封锁，来往的门像被焊死。 信走不过去，人也过不来，电话更是想都不用想。那个留在吉林的男孩慢慢长高，进校读书，参军，打仗，做地方干部，最后当上新中国的将军，叫赵南起。 那个被带回韩国的弟弟，日子过成什么样，家里人猜了很多年：是进了城市，还是困在乡下，是在战火里倒下，还是熬了过来，谁也说不准。 时间一长，这种不确定反而像一根刺，扎在心里不大不小，总在那儿。 到１９７９年，这根刺忽然被人碰了一下。 那一年，赵南起已经是吉林延边州委书记，案头文件堆成小山。 一封从香港寄来的私人信，安安静静躺在中间。写信的是韩国《东亚日报》驻香港记者，信一展开，里面的细节让人有点坐不住。 记者说，报社曾在报道里提到“赵南起”这个名字。没多久，一个叫“赵南元”的韩国人跑到报社，说自己有个哥哥，１９４５年在吉林岔路河分手，就叫这个名字。兄弟分开的画面、家人姓名、当年的琐事，全都说了个遍。 高兴是有的，压在心头的那块石头，也更重。 身份已经换了，肩上扛的是州委书记，背后又是解放军高级干部。中国和韩国那时还没建交，朝鲜半岛在中国安全视野里，一直是个敏感地方。 一个手握实权的干部，主动去接一条从韩国伸过来的亲情线，说轻了也解释不清。 他没有自己回信，也没托谁帮着打听，而是把州公安局局长和保卫部门负责人叫到办公室，把信当面念了一遍，让他们按保密程序把信封锁进抽屉。 离这封信没多久，又来一锤。 １９８０年春节前后，一位长辈急匆匆跑来找赵南起，说在韩国广播里听到有人在找他。 赵南起听完，心里那点不确定基本散了，广播里的那个人，就是赵南元。 他没有偷着哭一场，也没有悄悄托人捎话，而是照旧走组织程序，把情况完整报给州里和省委。 报告里有两层意思，说得很直接：请组织先查清对方身份。如果只是一个普通韩国公民，就帮忙带一句话，说人好好的，在中国工作生活都不错。 现在两国没有外交关系，私人去接触，稍微走偏一点就容易惹麻烦。 按现在这个处理办法，合规、稳当，还算顶住了诱惑。赵南起听完，心里那股紧绷的劲儿总算松了半截。 转回１９８７年，举报信闯进来，纸上那点所谓“证据”，赵南起看一眼就知道哪几条是真，哪几条是揣测。 弟弟确实是韩国人，这一点没法否认。弟弟想接他去韩国生活，口头上提过不止一次，这也不稀奇；几十年没见的亲人，喊几句“回来吧”，太正常。举报人把这些拼在一起，再扣上“收了钱”“不报告”的帽子，味道就完全变了。 消息传到他耳朵里，人难免一惊。位置摆在那儿，若是组织只看举报信那几行字，一怒之下撤职查办，他连喊冤的工夫都不一定有。可真要装作什么都不知道，坐在办公室等结果，下场也很难看。 他索性咬咬牙，自己去了军委办公室，把那几年的前因后果，一股脑交代清楚。 邓公听完，沉默了一会，说了一句分量很重的话：赵南起是个好同志。 话说到这份上，基本就定了性。 举报信上的“特务”二字，在这种对比下显得有些站不住脚。 洪学智准备从总后勤部部长的位子上退下来时，中央要找接班人。名单摆开，综合地方经历、军队资历、政治表现，再看这次面对举报时的态度，赵南起显得格外稳当。 １９８７年１１月，他被正式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