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10月，阎锡山下令将侍从秘书李蓼源带去荒郊外活埋，执行命令的师长犹豫了，说：“这孩子才20岁，看着挺不错的，连口供都没有，不能就这么杀了，” 上世纪四十年代，抗日刚结束没多久，整个中国大地还乱糟糟的，阎锡山管着第二战区，身边总得有几个能写会算的年轻人伺候着。李蓼源就是其中一个，河南淮阳出来的书香子弟，家里世代念书，他自己从小就钻研古籍，字写得工整，文章也带点文气。十六岁那年，他的几篇小文传到太原，阎锡山看中了，直接把他拉进侍从秘书室。从此，李蓼源就成了阎锡山身边的笔杆子，负责记讲话、整理文件，军衔一步步从少校爬到上校，年纪轻轻就混得风生水起，在《阵中日报》上发了不少时评，圈子里都说他有出息。 可好景不长，一九四五年十月，这事就炸了锅。阎锡山六十二岁生日快到了，他让李蓼源编一本叫《革命动力》的书，里面收了他的一些政见文章。李蓼源埋头干活，正校对稿子呢，两位牺盟会的朋友过来串门，顺嘴聊起书里那句“我的政治主张是为民爱民主张公道的”。朋友一听，就随口接了句，说共产党的主张才真正是为民爱民主张公道。李蓼源也没多想，顺手在稿纸边上记了这么一句，当作提醒。结果，助理拿去排版的时候，铅字工一不留神就把这行边注印进去了。印样出来，助理赶紧回来，李蓼源一看，脸都白了，当场撕了样张，命令销毁所有印版，重新来过。工人们烧纸灰飞，可纸里包不住火，这事还是传到阎锡山耳朵里。 阎锡山那会儿正防着共产党渗透，疑心病重得像筛子，一听书稿上冒出这么句，立马火冒三丈，以为李蓼源藏着猫腻，是伪装分子。下令政卫师长贾宣宗抓人，还特意叮嘱秘密处决，带到郊外活埋，不留痕迹。贾宣宗带队，铁纪团的兵丁直奔办公室，把李蓼源从桌前架走，塞进黑色小轿车，一路颠簸开到中奸河边的荒郊。那里早挖好坑，深两米多，黄土堆边，风沙呼呼。士兵们推李蓼源跪在坑沿，贾宣宗走上前，借着余晖瞅了瞅这个二十岁的年轻人，瘦瘦的，书生气十足。他顿了顿，没急着下手，反而对副官说，这孩子太年轻了，看着还行，连个口供都没问，不能就这么杀了。士兵们面面相觑，贾宣宗挥手，让人先把李蓼源押回车上，坑就那么空着，任风沙填平。这么一犹豫，事儿就有了转机。 贾宣宗不是心血来潮，他私下找来骑兵军长沈瑞，两人关起门商量，联名写了封求情信，派人送到督军府。可阎锡山一看信，更来气了，亲笔批了“熬刑”两个字，把李蓼源交给特务头子杨贞吉。杨贞吉的手法狠，审讯组一上手，就是七天七夜不停歇。老虎凳先上，腿骨被绳子勒紧，木条一层一层加，压得骨头咯吱响。李蓼源咬牙扛着，汗水血水混一块儿往下淌。第二天电刑，电线缠手腕，电流一过，全身抽搐，牙关咬出血。第三天又老虎凳，腿肿成紫茄子，指甲缝里裂开口子。中间他们还用杠子压肩背，鞭子抽，凉水泼醒继续。特务们轮番上阵，逼问和共产党有啥关系，李蓼源死不认账，昏死过去好几回，都被浇醒接着熬。第七天，准备用竹签钉手指，房东大娘路过牢房门口，听见动静，推门一看，地上血迹斑斑，她大喊一句“人都死透了，还折腾啥”，特务们才收手。 这七天，把李蓼源折腾得不成人样，身上鞭痕交错，腿脚肿胀走不了路。审完，杨贞吉也没辙，把他转押到亲贤村的旧日军氮厂，那地方铁门锈迹斑斑，里面潮湿阴冷，链条锁脚踝，一天一碗稀粥。外面传闻他早死了，朋友们四处打听，有人写诗叹息，说沿山遍觅李君墓，蔓草风雪无处寻。后来又转到五福庵黄国梁宅的地下室，独囚一间，眼睁睁看着其他政治犯被毒杀、乱棍打死或活埋。李蓼源在那儿关了两年多，一九四八年春天才松绑。转机是阎锡山的五堂妹阎慧卿，她听说后跑到督军府跪着求情，阎锡山看在亲戚面子上，勉强点了头，留他一命。 出狱那天，李蓼源瘦得皮包骨，揉着眼睛走出来，天光刺眼。他没回家，收拾点行李，借口去山西大学名义，十月乘飞机飞北平。从那儿起，他加入民盟，投身反蒋民主运动，笔杆子没闲着，继续写文章鼓劲。一九四九年解放了，他考进山西大学历史系，课堂上埋头听讲，毕业后进省人大常委会，当副主任，主持整理《阎锡山日记》。翻那些泛黄页码时，他手指停顿，估计心里五味杂陈。阎锡山呢，一九四九年败退台湾，一九六零年郁郁而终。李蓼源活到二零二二年，九十八岁高龄才走，一生从鬼门关捡回条命，见证了国家从乱世到安稳的巨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