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戴笠借口加班，把秘书余淑衡带到了卧房。戴笠递给她一杯咖啡：“提提神！”余淑衡喝了两口，突然四肢无力，晕倒在地。 余淑衡醒来时，意识混乱，脑中只剩断断续续的记忆。她问不清外面什么时候停的雨，也不记得自己倒下前究竟感觉到了什么，只看到桌上那只喝了一半的咖啡杯。 那晚后，余淑衡被安排住进了一个僻静住所。白天她照常进军统局办公，戴笠让她接触越来越多的机密文件，有时候还让她参与整理密码材料。她常在回去的路上思考一件事：戴笠这样对她，是因为信任，还是因为防备？ 她发现自己必须保持平衡。有几次她想开口提出离开军统的念头，但看到前任秘书被软禁的消息后，她知道那是条死路。 余淑衡开始一点点收集军统内部的动态。她不敢泄露任何内容，只是把能作为“底牌”的信息记在心里。她害怕发生意外，也希望有一天离开能被允许。戴笠偶尔会查看她的文件工作，顺带观察她的反应。这种日复一日的试探，让她始终处于紧绷状态。 1940年，戴笠对她的安排开始发生变化。他有时显得依赖，有时又突然疏远。余淑衡敏锐地察觉到，这种变化与军统内部人事波动有关。她当时心里生出另一种想法——只要找一个合理的机会，她可能可以离开重庆。 几个月后，余淑衡提出想继续深造，理由是外语技能需要提升。这个请求起初被搁置，戴笠以军情繁忙为由拖延。她却没有放弃，反复以工作需要和长远发展为由争取。她多次试探戴笠的态度，终于看到一个微小的松动。 1941年，余淑衡被派往仰光执行工作任务。出发前，她拿到护照和相关证明文件，她意识到这是多年谨慎布局后第一次出现的真正突破。任务结束时，她顺着军统交给她的手续准备赴美。 在美国，余淑衡开始了完全不同的生活节奏。她专注读书，逐渐与过去的世界脱离。随后她在芝加哥大学进一步深造，课程繁重，但她感到前所未有的踏实。她甚至不敢向别人提起在重庆的那些经历，只希望那段过去永远被时间封住。 1946年，一封电报带来消息：戴笠在空难中遇难。那一刻，余淑衡真正意识到，自己再也不用担心有人突然把她带回军统，也不用再揣测任何高层的意图。过去的威胁在那天消散，她第一次感到真正安全。 后来，余淑衡在美国大学任教，专注教育研究，与同事组建学术团队，发表成果，参与基金会事务。她晚年主要从事中美教育交流工作，许多学生根本不知道她早年的经历，只知道她是一个要求严格、研究细致的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