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文学作家、散文家、文学组织家、编辑出版家严文井先生离开我们已有20个春秋，他的音容笑貌至今依然活跃在我们面前。在纪念他110周年诞辰之际，我怀着真挚的感情深深地怀念他。

严文井

文井先生是我跨进文学门槛后第一个上级。我听他多次对文学界的朋友说起，1952年初冬时节，他是带着两个秘书，一个原丁玲秘书陈淼，一个原定给周扬当秘书的我，同时跨进东总布胡同22号的门，投入改组全国文协为中国作协的工作。他是名副其实的中国作协创建人之一。我在他的带领下，初步学到如何组织作家学习党的方针政策和文艺理论，如何组织作家深入生活，如何帮助作家从生活出发制定创作计划，如何组织作品和创作问题的讨论，等等，这为我长期从事文学组织工作上了一堂具体生动的入门课。我不会忘记，我之所以能成为一个还算合格的秘书，离不开当年文井先生的言传身教。

我走上工作岗位不久，正好赶上《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大量创作、出版、发行少年儿童读物》，更加重视儿童文学创作，又有幸正好在儿童文学名家严文井先生麾下工作，这样，很自然地就把理论批评的兴趣和视野投注于儿童文学领域。我饶有兴味地读了文井先生的《蜜蜂和蚯蚓的故事》《三只骄傲的小猫》《小溪流的歌》《“下次开船”港》等，由衷赞赏这些优美的、诗情与哲理交融的作品。文井先生再三强调：“孩子不爱听枯燥的说教，我们应当尽量把作品写得生动有趣一点。”他那“要拥有孩子一样的眼睛、心灵和幻想”“要善于发现生活中的诗意和美”“童话是一种献给儿童的特殊的诗体”等论述、主张，也成了我从事儿童文学评论经常揣摩、力求把握的准则。

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文井先生一直是中国作协儿童文学工作的组织领导者。他对中国当代儿童文学的发展繁荣，作出了重要的、不可磨灭的贡献。我一直是他的助手，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文井先生年老力衰后，我才勉为其难地从他手中接过接力棒，担任中国作协儿童文学委员会负责人，继续为儿童文学鼓与呼。

在这里，我还要着重讲一讲文井先生在思想上、政治上对我的关心和帮助。他是我成长路上可亲可敬的老师。

严文井与束沛德，1989年3月

在我刚参加工作时，他情真意切地对我说：“你年纪很轻，只要自己努力，不闹工作与个人创作的矛盾，在党的培养下，有才能的人是不会被埋没的”“先踏踏实实地做几年工作，将来可以搞创作，也可以搞评论。不管以后做什么，现在要抓紧时间，学习马列主义和文艺理论，多读点作品，有时间也可以练习写作。”他鼓励我，做好长期从事文学工作的精神准备。我自以为几十年来是按照文井先生的嘱咐，认真地做的，虽然在创作、评论上没什么建树和成就，但算是一个忠于职守的文学组织工作者。

20世纪50年代中期，当我碰了钉子、栽了跟头后，文井先生开导我：“你读过几本书，比较聪明，有点能力，更要警惕世界观的问题；不要轻视旧世界观对自己的影响，不是读过几本书，开过几次会，就可以解决的。”“要听得进逆耳之言，上级对自己老是笑着，不一定好，对自己疾言厉色，不一定坏。光听周围的人说好话，有时会上当的。”“反掉个人主义，不能变成一个灰溜溜的、木偶一样的人。”他勉励我做一个像朱总司令所要求的那样自自然然的共产党员。文井先生的谆谆善诱，字字句句刻印在我的心坎上，激励我摔倒了坚强地爬起来，继续勇敢地往前走。

改革开放后，我和文井先生不在一个单位工作，居住地点距离也比较远，谈心聊天的机会并不多。但在重要的时间节点上，他总忘不了关心、帮助我这个老部下。20世纪80年代末，当我又一次处于困境时，他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不要有任何个人得失的考虑，把曾经当过作协书记呵，不满60岁就不能工作呵等等这些想法都彻底扔掉。根据自己的条件，定一个计划，读一点书，选一两个题目，深入研究一些问题，使精神有所寄托。不要急于拿出成果，一点一滴地积累。要尽可能保持心态平衡，精神愉悦，多到户外活动活动。”他的真诚规劝和切实可行的建议，帮助我从困境中解脱出来，很快回到正常的工作、读书、写作的轨道上来。

文井先生为人为文，有胆有识，睿智犀利、坦诚直率、风趣幽默。进入历史新时期，他勇于鼓励、支持文学上的探索创新，也敢于严格地剖析自己。他的人品、文品都是值得我们认真学习、深入研究的。巢扬著《严文井评传》、人民文学出版社编选的《他仍在路上——严文井纪念集》，是两本有分量、有特色的好书，有助于我们全方位、多侧面地了解文井先生的业绩、成就和精神世界。我们还需要加强对严文井等文学前辈的研究，热切期待着深入评述严文井先生的人生和创作的新著佳作问世。

（作者系儿童文学理论评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