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一交通员不幸被捕，伪军押着他前往日军宪兵队领赏，途中，一位日伪军趁着四下无人，悄声对他说：“一会枪声响了，你就跑…“ 徐宁，1942年的时候，是咱们昌邑那边的一名地下交通员。干这行的，脑袋天天别在裤腰带上，说不准哪天就回不来了。果不其e然，这年7月，徐宁在柳疃镇打探消息的时候，栽了。抓他的是一伙叫“剿共挺进队”的伪军，头子是个叫于海的大汉奸。 被抓之后，徐宁心里跟明镜似的，知道自己活不长了。这帮伪军要把他押到昌邑县城的日本宪兵队去。 徐宁身上都是伤，被一根粗麻绳捆着，走在队伍最后头，心里已经盘算着怎么死的体面点，绝不能当软骨头。 可走着走着，怪事儿来了。 牵着他绳子的那个伪军，趁着别人不注意，凑到他跟前，压低了声音说了一句让他浑身一震的话：“一会枪声响了，你就往高粱地里跑，能跑多快跑多快，记住，再被抓回来，神仙也救不了你！” 徐宁当时就懵了，他抬起头，看着眼前这个穿着黄皮子、一脸冷漠的伪军，脑子里一片空白。 他不知道，自己这条命，其实是另一场暗杀行动的“附赠品”。而那个悄声提醒他的伪军，也不是真心想救他，因为他的任务，是干掉走在队伍最前面的那个大汉奸，于海。 这个于海原本是昌邑第三区的区长，也算是个抗日干部。可1941年那会儿，冀中平原的斗争环境太残酷了，日本人“扫荡”，伪军“清乡”，顽固派也趁机捅刀子。在这种高压锅一样的环境里，总有一些人，骨头不够硬，膝盖一软就跪下了。 于海就是其中一个。他带着十几个区公所的人，投降了日本人。为了纳投名状，他转头就把咱们在柳疃镇的交通站给端了，还亲手活埋了站长李洪同志。手上沾了同志的血，于海就算彻底没了回头路。日本人看他这么“忠心”，就让他当了“剿共挺进队”的队长，专门对付咱们自己的抗日力量。 这种叛徒，对根据地的威胁比鬼子还大。昌邑县委几次想除掉他，都让他给溜了。这家伙变得比兔子还精，出门身边总围着一圈保镖，轻易不离开据点。想从外面下手，几乎不可能。 怎么办？只能派人打进去。这个艰巨的任务，落在了昌潍独立营特务排排长——杨继尧的身上。 杨继尧是个狠角色，脑子活，手也稳。组织上给他安排了个假身份，他就顺理成章地混进了于海的“剿共挺进队”。为了保险，后来他还把战友王存仁也拉了进去。两个人就像两根钉子，悄悄扎在了于海的心脏旁边，就等着一个致命的机会。 机会来过一次。1943年6月，组织上传来消息，说于海要去赶集，让独立营在李家埠南门外的谷子地里设伏。计划是，枪声一响，杨继尧和王存仁在里头就把于海打昏，活捉了拖进青纱帐。 可千算万算，没算到一个叫吴子盈的伪军。这家伙那天早上不知怎么回事，一个人跑到李家埠村外，正好撞上了咱们的埋伏圈。独立营的战士一看是个伪军，就开了枪，想把他吓跑。结果这吴子盈连滚带爬跑回据点，上气不接下气地喊：“外面有八路！” 杨继尧当时正在吃饭，听到这话，心“咯噔”一下，凉了半截。 这下好了，于海这个惊弓之鸟，打死也不会出去了。第一次锄奸，就这么意外地泡了汤。 杨继尧和王存仁只能继续潜伏，像耐心的猎人一样，等着下一个机会。这个机会，就是被捕的交通员徐宁带来的。 于海抓了徐宁，得意洋洋，觉得立了大功，要亲自押着去县城跟日本人请赏。他哪里知道，这一出据点，就把自己的命交到了杨继尧手里。 于是，就有了开头那一幕。 杨继尧悄悄松了徐宁手上的绳套，给了他逃命的暗示。他心里盘算着，除掉于海是首要任务，但眼前这个同志，能救一个是一个。这不仅仅是完成任务，更是骨子里的一种本能。 队伍走到李家埠南门外，就是上次埋伏失败的那个地方。天热，于海犯懒，让大家在树荫下歇歇脚。他觉得离伪军的警备队也就一百多米，安全得很，就放松了警惕。 杨继我心里清楚，这是最后的机会了，再往前走，就进了敌人的安全区。后来他回忆说，当时紧张得浑身冒冷汗，手心里全是湿的。 他跟王存仁对视了一眼，一个眼神，就把任务分派好了：王存仁对付于海那个贴身保镖，他自己，解决于海。 他慢慢地，把手伸向腰间，掏出那把擦了无数遍的短枪。 一声枪响，划破了夏日的宁静。 于海连哼都没哼一声，一头栽倒在地上，脑浆迸裂。旁边的伪军全吓傻了，一瞬间乱作一团，像炸了窝的马蜂，四散奔逃。 徐宁反应最快，枪声就是命令！他猛地挣脱绳子，一头扎进了路边一人多高的高粱地。杨继尧和王存仁也紧随其后，跳进了青纱帐。回过神来的伪军朝高粱地里胡乱放枪，子弹“嗖嗖”地从他们耳边飞过，但谁也不敢真的追进去。 那片无边无际的青纱帐，在那个年代，是侵略者的噩梦，却是我们抗日军民最可靠的屏障。 几天后，徐宁安全回到了区委，把这段离奇的经历一说，大家才知道，原来救他一命的，是咱们自己人一场惊心动魄的锄奸行动。杨继尧和王存仁，也毫发无损地归了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