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25岁女知青抱着4岁儿子返城，母亲怒骂：未婚先孕，不知羞耻！可得知孩子身世后，竟然抱着孩子痛哭流涕，哥哥嫂子也抢着要抚养孩子...... 那年，她刚满十八岁，名字叫邵红梅，梳着两条乌黑的辫子，眼里盛着对远方的憧憬和一丝不易察觉的忐忑。 火车的汽笛声长鸣，载着他们这些热血青年，一路向西，奔向那片只在课本上读到过的黄土高原，最终，她落脚在陕西延川县一个地图上几乎找不到的小村庄赵家沟。 出发前，她在心里无数次告诉自己，要“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做好了吃苦受累的全部准备，可理想与现实之间的沟壑，远比想象中更深。 陕北的干旱、贫瘠，日头底下的强体力劳动，还有那与江南水乡截然不同的粗粝生活，迅速消耗着她的体力与热情。 更雪上加霜的是，水土不服加上劳累，她很快病倒了，发起高烧，浑身无力地躺在那孔简陋的窑洞里，别说下地干活，就连从土炕上撑起身子喝口水，都眼前发黑，费尽全身力气。 不幸中的万幸，她遇到了赵家沟最善良厚道的人家，赵砚田和他的婆姨闫玉兰，这对中年夫妻闻讯赶来，看着炕上脸色蜡黄、气息微弱的城里姑娘，心疼得直叹气。“这娃遭罪了，” 赵砚田搓着粗糙的大手，语气沉重，闫玉兰则二话不说，直接坐在炕沿，用湿毛巾轻轻擦拭邵红梅滚烫的额头。 接下来的日子，赵家夫妇拿出了对待亲人的心肠。赵砚田跑了几十里山路，去公社卫生院抓来草药。 闫玉兰更是日夜守候，把家里仅有的、平时舍不得吃的一点白面擀成细软的面片，滴上几滴珍贵的香油，一口一口吹凉了喂给她。 为了给她补充营养，赵砚田甚至咬牙将家里正下蛋的老母鸡炖了汤，闫玉兰像照顾亲妹妹一样，为她擦洗身子，更换衣物，夜里就趴在炕边打个盹。 窑洞里那盏昏暗的油灯，映照着闫玉兰忙碌而温暖的身影，也一点点照亮了邵红梅冰凉的心。 在夫妻二人倾尽所有的精心照料下，邵红梅的身体一天天好转，这份恩情，重如山，她能下地那天，握着赵砚田和闫玉兰的手，眼泪扑簌簌地掉下来。 那个窑洞的窗户上还糊着旧报纸，墙上的喜字也掉了色，但这份纯粹的善意，让邵红梅感觉像家，她也把家里寄来的好东西，饼干罐头什么的，都分成三份，三个人就像真正的一家人。 可老天爷似乎总爱开玩笑。1971年，闫玉兰拼尽力气生下一个儿子后，因大出血撒手人寰。 邵红梅看着怀里嗷嗷待哺的婴儿，和几近崩溃的赵砚田，想都没想就把孩子接了过来，用米汤一口一口地喂养他，她给孩子取名“玉刚”，就是为了纪念他的妈妈闫玉兰。 为了不让村里人嚼舌根，说她想“给死婆姨的汉子当填房”，她认下玉刚做干儿子，从此像个真正的母亲一样，教他说话，陪他长大。 1976年，一场特大暴雨来袭，公社的粮仓眼看就要塌了。在大家拼命抢救粮食时，一根烂透了的房梁突然断裂。就在那千钧一发之际，赵砚田用尽全身力气，一把将邵红梅推出了门外，而他自己，却永远留在了那片废墟之下。 这一推，推出了一条生路，也彻底锁死了邵红梅的后半生，面对成了孤儿、哭得撕心裂肺的四岁玉刚，她在赵砚田夫妇的坟前发下重誓：从今往后，我就是玉刚唯一的妈。 1976年夏，二十五岁的邵红梅抱着四岁的玉刚，风尘仆仆地站在北京的家门口，七年的黄土高原生活在她身上刻下了痕迹，却也在她眼里沉淀下别样的坚毅。 门开的瞬间，她还没来得及喊一声“妈”，母亲的脸色已骤然阴沉。 目光扫过她怀中那个怯生生的孩子，母亲的声音尖利地划破了重逢的寂静：“没结婚就带个野孩子回来，我们家的脸都要被你丢尽了！” 一个搪瓷茶缸被狠狠摔在地上，刺耳的碎裂声惊得玉刚猛地一颤。“滚！”伴随着这句冰冷的驱逐，大门在她面前重重关上，震落了邵红梅肩头还未拍净的黄土。 四周邻居的窗户后，隐约传来窃窃私语。邵红梅却异常平静，她先是缓缓蹲下，用那双在赵家沟磨出薄茧的手，轻轻拍掉玉刚裤腿上沾着的黄土，又用指腹擦去孩子眼角将落未落的泪珠，柔声道：“玉刚不怕。” 待安抚好受惊的孩子，她才直起身，目光平静地望着那扇紧闭的门，没有解释，没有哭泣，她只是用一种带着陕北口音的语调，清晰而缓慢地，将她在赵家沟那七年的岁月，从头讲起。 最后，她从随身的布包里，掏出了两样东西。一张是赵砚田的烈士证明，另一件，是一只用蓝布包着、还没做完的小虎头鞋，那是闫玉兰留给儿子唯一的念想。 真相像一道闪电，击中了所有人。母亲颤抖着手接过这个“外孙”，当场号啕大哭，为了女儿的将来，家里人商量着把玉刚挂在哥嫂名下，由他们抚养，但邵红梅都拒绝了。 后来，她遇到了一个好人，一个善良的铁路工人，他不仅接受了她的全部过去，还把玉刚当成自己的亲儿子。 二十年弹指一挥间，当年的小不点已经成长为一名优秀的军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