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说：“蒋介石杀了我的许多同志，还杀了我的两个儿子，我同他不共戴天。现在国共合作，我不反对他就是了。” 这话不是随口说说，每一个字都浸着血与恨。说这话时是1937年，陈独秀刚从南京老虎桥监狱出来，五年牢狱生涯磨皱了他的脸，却没磨平心底的伤疤。这伤疤里，藏着两个年轻的生命——他的长子陈延年、次子陈乔年。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白色恐怖瞬间笼罩全国。 时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的陈延年，为处理泄密的机关事务返回现场，刚进门就被埋伏的军警逮捕。蒋介石得知消息，立刻发电“需切实讯明为要”，催着要从这个年轻人嘴里抠出情报。 狱卒用了各种酷刑，陈延年的身体被打得血肉模糊，却始终咬着牙不吐一个字。最后，刽子手们挥刀砍向他，遗体还被残忍地抛入黄浦江，那年他才29岁。 长子的死讯还没让陈独秀缓过劲，次子陈乔年又接了哥哥的班，担任江苏省委组织部部长，继续在上海秘密恢复党组织。 1928年2月，叛徒出卖了他，陈乔年同样落入敌手。敌人许诺高官厚禄，又用烙铁、钢针折磨他，他身上找不到一块完好的皮肤，血痂粘住衣服，撕扯时疼得钻心也不松口。 6月6日，他被押往刑场，临刑前还笑着对战友说“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的幸福吧”，年仅26岁。 两个儿子相继牺牲，陈独秀的世界像塌了一角。他本是中共的创建人之一，早期领着党推动国共第一次合作，1923年中共三大上，正是他力主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为统一战线打下基础。可蒋介石的屠刀，不仅砍向他的同志，更砍向他的骨肉。 1936年西安事变爆发，得知蒋介石被扣押，狱中的陈独秀特意买了酒，对着空气祭奠牺牲的烈士，说“你们的深仇大恨有人报了”，那是他少有的失态，把五年的隐忍都泄了出来。 出狱后，全国抗战已经爆发，国共开始第二次合作。有人劝他趁机报私仇，可他看着街头逃难的百姓、听着前线传来的炮火声，把到了嘴边的恨咽了回去。 他对胡適、周佛海等人说出那句“不反对他就是了”，语气平静得吓人，可谁都知道这平静有多难。要知道，他在狱中写的《金粉泪》里，全是对蒋介石的怒斥，“囚捕无须烦警吏，杀人如草不闻声”，字字都带着刀光。 此时的陈独秀，处境其实很微妙。 他早已脱离中共中央，还被一些人诬陷为“托派汉奸”，康生甚至造谣说他拿日本人的津贴。蒋介石派人来拉拢他，想利用他的名气，他直接问“你们是奉蒋先生之命来的吧”，不卑不亢，没接任何橄榄枝。 中共曾提出让他回党工作，条件是公开检讨过去的错误，他说“回党固我所愿，唯书面检讨，碍难从命”，骨子里的傲气半点没减。 可在抗战这件事上，他没讲任何条件。刚到武汉，就接连去华中大学、武汉大学演讲，一个半月讲了五场，嗓子哑了也不停。他告诉学生，抗战不是政府的事，是每个中国人的事，要让民众“疯狂起来，热心抗战”。 有人劝他避避风头，他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哪怕《扫荡报》因为他的演讲内容敏感停发稿件，也照样讲。 他不是原谅了蒋介石，只是把个人恩怨压在了民族大义下面。他清楚，当时的中国，日军步步紧逼，华北、华东接连失守，再内斗下去只会亡国。 他恨蒋介石的狠辣，但更怕山河破碎，怕更多人家的孩子像他的延年、乔年一样送命。这种矛盾，藏在“不反对”三个字里——不亲近，不附和，只是为了抗战大局，暂时放下那柄悬在心头的复仇刀。 后来有人问他值不值，他没直接回答，只是在文章里写“此次抗战乃是第五次救国运动”，把抗战和戊戌维新、辛亥革命并列。他心里明白，儿子们的血没白流，他们追求的就是民族独立，现在正是实现这个目标的时刻，不能因为个人仇恨坏了大事。 这种选择，不是软弱，是格局。个人的仇再深，也深不过国家的难；心底的恨再重，也重不过民族的命。陈独秀这一生争议无数，但在国仇家恨面前，他把“中国人”的身份放在了最前面，让那句“不反对他就是了”，成了乱世里最沉重也最坚定的抉择。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