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靖宇牺牲在1940年2月，杨靖宇牺牲后，陈翰章带着队伍展开过激烈的复仇行动，但是他本人在当年12月被俘牺牲了，双眼已经被剜去了死状极其惨烈，令人不忍重述。牺牲后，烈士躯干后被运回敦化，于1940年12月底被安葬于故乡附近的山坡上。 陈翰章是土生土长的吉林敦化人，打小就跟着祖父在山里劳作，听着长白山里抗金、抗俄的故事长大。他读书时是出了名的倔脾气，老师讲起甲午战争时，他攥着课本把纸都捏出了褶子，后来还偷偷和同学印抗日传单，趁夜贴在县城的城墙上。 1932年，19岁的他刚读完中学，就听说日军占了敦化县城，家里的几亩玉米地被日军的马队踏平，二话不说就报名参加了抗日救国军，连给父母留张字条的时间都没顾上。 进了队伍的陈翰章，凭着识文断字的本事，先做了宣传员，后来跟着队伍打游击，枪林弹雨里摸爬滚打，很快就成了能独当一面的指挥员。 他和杨靖宇的交集，是在东北抗日联军组建后——杨靖宇任第一路军总司令，陈翰章是第三方面军总指挥，两人常在长白山麓的密林中碰头，围着篝火商量战术。杨靖宇总说“小陈脑子活，能打巧仗”，陈翰章也总把杨靖宇的作战经验记在本子上，有空就翻出来琢磨。 1940年2月，杨靖宇牺牲的消息传到陈翰章的营地时，他正带着战士们在雪地里潜伏，准备伏击日军的补给队。听到消息的那一刻，他攥着枪的手青筋暴起，好半天才对着长白山的方向敬了个军礼，当晚就把队伍集合起来，声音哑着说“杨司令没了，咱们得替他接着打，把小鬼子赶出东北去”。 之后的几个月，他带着队伍在镜泊湖、五常等地打了十几场硬仗，端了日军三个哨所，还缴获了两挺重机枪，每次战斗他都冲在最前面，战士们劝他躲躲，他只说“杨司令能在零下四十度的山里扛二十多天，我这点危险算什么”。 可当时的抗日形势已经越来越艰难，日军调集了大批兵力“围剿”抗联，还放火烧了山里的密营，战士们的粮食早就断了，只能靠啃树皮、吃雪水度日。 1940年12月5日，陈翰章带着十几名战士在镜泊湖附近的小沟村被日军包围，他让战士们先突围，自己留下来断后，打光了最后一颗子弹后，被日军扑倒在地。 日军知道他是抗联的指挥员，想从他嘴里套出队伍的下落，先是端来米饭和酒，被他一脚踢翻；又找来翻译劝降，说只要他投降，就能当“满洲国”的官，陈翰章盯着翻译骂“我是中国人，绝不会给小鬼子当狗”。 日军急了，把他绑在村子里的老榆树上，用刀剜了他的双眼，疼得他浑身发抖，却还是咬着牙喊“抗日到底，绝不投降”，直到最后一口气，都没松过一句软话。 日军把他的遗体运到敦化县城示众，想震慑老百姓，可没人敢靠近，只有几个曾受过他帮助的村民，趁夜偷偷用布把他的躯干裹起来，冒着被抓的风险运回了他的故乡。 1940年12月底，村民们在村后的山坡上挖了个土坑，没有棺材，就用家里的粗布床单裹着他，有人偷偷带来了晒干的野菊花，撒在坟头，还有老人对着坟茔磕头，边磕边哭“孩子，你终于回家了”。 那时候没人敢立碑，怕被日军发现，大家就记着坟头的那棵松树，每次上山砍柴，都绕着走，还会悄悄放上几个窝头。 后来新中国成立，政府找到了陈翰章的遗骨，把他迁到了敦化市烈士陵园，还为他立了纪念碑。当年见过他示众的老人，每次去陵园都要带着野菊花，说“当年没条件，现在得让孩子知道，咱没忘了他”。 陈翰章牺牲时才27岁，他原本可以像同龄的年轻人一样，读书、成家、过日子，可他选择了扛枪打仗，选择了在最艰难的时候坚守，哪怕付出双眼被剜的代价，也没丢过中国人的骨气。 杨靖宇和陈翰章，还有无数像他们一样的抗联战士，用血肉之躯在东北的黑土地上筑起了防线。他们的牺牲不是结束，而是像种子一样，埋在这片土地里，长成了后来的和平与安宁。 现在再提起他们，不该只记得“惨烈”，更该记得他们为什么而战——为了家乡不被践踏，为了后人能安稳生活，这份信念，比任何东西都更珍贵。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