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8年1月5日，广州城寒风刺骨，总督衙门内却灯火通明。叶名琛端坐在书案前，手握朱笔，正在批注一本《靖海氛记》。案头还摆着一卷《春秋繁露》，空气中弥漫着墨香和淡淡的檀香。 他抬头望向窗外，远处隐约传来炮火声，那是英法联军攻城的信号。作为两广总督，他曾是清廷重臣，掌控东南门户，可这一刻，他却无力回天。 幕僚汪瑔在《随山馆日记》中记载，叶名琛曾每日在“长春仙馆”内卜卦，误信“虎陷泥沼”的卦象，以为英军后勤不继，迟迟未动用藏在越秀山的200门铁炮。 直到英军破门而入，他才从容整冠，对仆从轻声道：“吾此行必不生还，尔等归报朝廷可也。” 那一夜，英军士兵冲进衙门，叶名琛没有反抗。他被押解出城，身后是燃烧的广州城，眼前是冰冷的铁链。 曾经的权贵，如今成了阶下囚，命运的转折来得如此猝不及防。被押上“无畏号”囚船时，他抬头看了一眼广州的天空，心中是否在想：这一去，便是永别？ 1858年1月，叶名琛被押往印度加尔各答，囚禁在威廉堡一艘名为“无畏号”的囚船底舱。据《伦敦新闻画报》1859年报道，船舱狭小潮湿，仅有一扇小窗透光，地铺草席，空气中满是海水的咸腥和木材腐朽的气味。 叶名琛每日面壁盘坐，拒绝使用英方提供的餐具，只用自带的青花瓷碗吃从广州带来的丝苗米。他身着灰褐色棉布便袍，腰系素色麻绳，布鞋边缘早已磨损，昔日的官服玉带早已无踪。 在囚船上，他刻下了一首诗：“零丁洋泊叹无家，雁札犹传节度衙。海外难寻高士粟，斗牛远虑使臣槎。”这首诗被后人称为“海上苏武”的见证，字里行间透着不屈与孤寂。 美国汉学家斯蒂芬·普拉特在《帝国暮色》中描述，叶名琛常手握一卷《吕祖经》，眼神空洞地望向舷窗外，背景是交错的帆缆绳索，宛如囚笼将他困住。 1859年3月，最后半袋广州丝苗米耗尽，他开始绝食，每日仅饮恒河水。临终前，他剪下自己的辫子，装入锦匣，托英兵转交家人。 据《泰晤士报》1859年4月12日讣告记载，叶名琛在生命的最后几天，依然保持着清廷官员的尊严，拒绝向英方低头。 4月9日，这位曾被清廷寄予厚望的总督，在异乡囚船上永远闭上了眼睛。德国诗人冯塔纳在《十字报》中感慨：“这位东方总督的死亡使加尔各答的胜利蒙上阴影……他证明精神比炮舰更高贵。” 回溯这一切的起点，还要提到1856年的“亚罗号事件”。这艘船看似不起眼，却成了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导火索。 香港注册文件显示，亚罗号的执照在1856年9月27日到期，而清兵登船检查时已是10月8日，执照已失效12天。 船上14名船员中，12人为中国籍，船主方亚明也是华人，仅船长肯尼迪为英籍。 英方声称清兵撕毁英国旗，但船员李喜进供词却说：“当日因暴雨未升旗，水师仅降下船桅信号旗检查。” 叶名琛作为两广总督，面对此事态度强硬，拒绝英方无理要求。或许他未曾料到，这一决定将广州推向战火，也将自己推向生命的终点。历史总是充满讽刺，一艘小船，改变了无数人的命运。 叶名琛死后，清廷将责任尽数推卸，咸丰帝谕令称其“刚愎自用，办理乖谬”，却隐瞒了曾密谕“勿轻启战端”的真相。 而广东民间对他的评价则更为复杂，番禺县志中一句乡谚道出了百姓的矛盾心情：“船坚炮利终不惧，最叹仙馆迷心窍。”他们敬佩他的气节，却也叹息他的迷信误事。 站在今天回望，叶名琛是一个悲剧人物。他身处清廷与列强夹缝之间，既是时代的牺牲品，也是自身局限的受害者。 那张囚船上的最后照片，定格了他的空洞眼神，也定格了一个时代的落幕。他的绝食，他的诗句，他的辫子锦匣，无不让人感慨：一个人如何在绝境中坚守尊严？一个国家又如何在风雨飘摇中寻找出路？ 那张拍摄于1859年的黑白照片，如今静静地躺在历史档案中。照片中的叶名琛，眼神空洞，手握经卷，身后是囚笼般的绳索。 他没有等到回国的机会，也没有等到清廷的救援，但他用生命书写了“海上苏武”的传奇。 从广州总督衙门的灯火通明，到加尔各答囚船的昏暗潮湿，他的故事跨越了时间与空间，刺痛着每一个读到它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