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地下党员任远被俘，半夜，他悄悄叫醒狱友，对他说：“我受了重伤，活不了多久，日军已知道我的身份，求你把我掐死吧！” 1944年10月，河北秦皇岛。当时的任远，是冀东军区联络部的部长，25岁，年轻有为。他手里攥着一张覆盖整个冀东地区的情报网，这张网，是无数同志拿命织起来的。 结果，因为叛徒出卖，日军精准突袭了情报站。任远胸口、胳膊都中了枪，当场昏死过去。日军清扫战场时，看他血肉模糊，只当是个小角色，搜走了枪和笔，就把半死不活的他给抬走了。 他们做梦也想不到，这个“小角色”，就是他们做梦都想抓的“大鱼”。更关键的是，任远贴身内衣口袋里，还藏着一本写满联络员信息和电台密码的笔记本。 这玩意儿要是掉了，整个冀东的情报网就得被连根拔起，几百个同志的命就悬了。 被关进马厩后，任远醒了。他浑身动弹不得，只有一个念头：销毁笔记本。他假装呼吸困难，让看守他的老乡解开上衣扣子。等到夜深人静，他忍着钻心的剧痛，一点点把那本被血浸透的本子掏出来，撕碎，然后像吃药一样，把纸片全部嚼烂咽进了肚子。 吃掉笔记本，只是解决了燃眉眉之急。任远知道，真正的考验还在后头。他想过各种死法，喝水喝到水中毒、故意激怒日军挨枪子儿……但鬼子不傻，看他一心求死，反而觉得他身份不简单，把他当重点对象“保护”了起来。 最致命的一击，来自一个叫张铁安的叛徒。这家伙被带到牢房前，一眼就认出了任远，把他的真实身份和盘托出。 这下，任远彻底没了退路。他知道，自己掌握的秘密太多，日军的酷刑什么样，他也清楚。一旦自己扛不住，后果不堪设想。 也就在这时，他在牢里认出了一个熟人，地下交通员李永。 夜深了，任远悄悄把李永叫醒，平静地交代了后事，然后指了指墙上挂毛巾的绳子，下达了那个命令：“我的身份已经暴露，来不及越狱了。为了保护组织，同志，我命令你把我勒死，今晚就动手！” 李永当时就懵了，眼泪直流，死活不干。但任令如山，在任远严厉的催促下，他含着泪，把绳子套在了自己领导的脖子上。 可就在任远快要窒息昏迷时，李永因为悲痛和紧张，手一滑，碰倒了旁边的尿桶。巨大的响声惊动了看守，计划失败。 求死不成，任远的心沉到了谷底。他知道，接下来将是地狱。 日军知道任远想自杀，反而把他送进了最好的医院治疗，24小时严加看管。求生不得，求死不能，这才是最折磨人的。 就在任远快要绝望的时候，他突然想起了在延安学习时，潘汉年同志说过的一句话。大意是，情报人员被俘，不一定非要硬碰硬，也可以利用假情报跟敌人周旋。 这句话，像一道闪电劈开了任远的思绪。对啊，既然死不了，那就换个玩法！ 他开始“配合”日军的审讯。日军要情报，他就给。他“供”出了几个我党的“重要人物”，日军大喜过望，立马去抓人。结果抓回来一审，发现这些人，全都是之前假意投靠我方的日伪人员，是我们早就想除掉的钉子。 这还没完，更绝的还在后头。 当时有个大汉奸叫张爱仁，是伪山海关警备团的团长，手上沾满了我方同志的鲜血。这家伙极其狡猾，看日军不行了，就想假装起义，骗我军钻进包围圈，结果没得逞。任远早就想办他，一直没机会。 现在机会来了。任远向日军“坦白”，说这个张爱仁，其实是我们潜伏在伪军中的超级卧底，代号“穿山甲”。当年他之所以没把我军引入包围圈，就是最好的证明。 日本人最怕的就是这个。他们本来就多疑，被任远这么一忽悠，立马就信了。没过多久，日军就秘密处决了张爱仁。可怜这张爱仁，到死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死的。 靠着这些“战绩”，任远不仅保住了命，待遇还提高了，住进了单人小院，虽然有人监视，但至少不用再受皮肉之苦。 当然，日军也不是傻子。他们给了任远最后通牒：必须公开发表声明，宣布“归顺”，这才算真正站到了他们那边。 任远很清楚，这个声明一旦发出去，自己就彻底说不清了，跳进黄河也洗不清。这是他的底线，宁死也不能做。 拖延战术已经用到极致，必须得逃了。 他一边假装考虑发表声明的事，一边利用相对宽松的环境，秘密寻找逃出去的机会。最终，在我党潜伏在敌人内部的两名同志的帮助下，他们策划了一个天衣无缝的计划。 1945年的一天，任远以“配合滦煤矿矿物局运货”为由，坐上了一列出城的火车，成功逃离了敌人的魔爪，重新回到了组织的怀抱。 他当时面对的，是随时可能到来的死亡和非人的折磨。但他没有沉溺于绝望，而是在绝境中找到了规则的漏洞，并把它变成了自己的武器。这种强大的心理素质和临场应变能力，才是最令人敬佩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