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台湾一名女地下党在宿舍被捕，临走前祈求，让她拿件衣服，敌人轻蔑的答应，随后，她在阳台取下一件旗袍，谁料她这个举动，让敌人追悔莫及...... 多年后，当年参与抓捕的特务在回忆录里写：“那旗袍叠得方方正正，我们翻了三遍，没找到任何东西，可后来才知道，针脚里藏着我们找了半年的名单。” 这件旗袍的主人，叫萧明华。1982年，北京八宝山革命烈士陵园多了块特殊的墓碑，碑上没有姓名，只有三个烫金大字——“归来兮”。 送葬队伍里，头发花白的朱芳春捧着骨灰盒，手指一遍遍摩挲着碑石，他想起1948年那个秋天，在北平师范大学的宿舍里，这个26岁的姑娘接过《新民主主义论》时，眼里的光比台灯还亮。 那时的萧明华，本是文坛冉冉升起的新星。国立女子师范学院的校园里，她的散文常被贴在布告栏上，《黄河》月刊主编谢冰莹不止一次对人说：“萧明华的笔，能写出中国的骨头。” 可1946年冬天，北平街头的寒风撕碎了她的文学梦。美军士兵强奸女学生的消息传来，报纸上“证据不足，遣返回国”的字眼像针，扎得她一夜没睡。 她把刚写完的小说稿揉成一团，对朱芳春说：“笔杆子打不倒侵略者，我要拿能真刀真枪救国的武器。” 1947年9月，组织找她谈话，问她愿不愿意做情报工作。“危险吗？”她抬头问，眼里没有丝毫犹豫。 得到肯定答复后，她笑了：“早就想好了，能为革命死，比写一辈子风花雪月值。”朱芳春后来回忆，那天她在入党申请书上签名时，钢笔水洇透了纸背，像滴落在宣纸上的血。 1948年初，恩师台静农邀她去台湾教书，这正是打入敌后的机会。出发前，她突然放弃毕业典礼，买了张去浙江的火车票。母亲在门口接她时，发现女儿瘦了，可眼里的光没变。 那几天，她帮母亲缝补衣服，陪父亲下棋，绝口不提去台湾的事。 临走前夜，她把从小到大的照片仔细收好，在背面写下“华宝不孝，勿念”——“华宝”是家人对她的昵称，这三个字，成了她留给亲人最后的话。 到了台湾，师范学院的讲台成了她的伪装。学生们爱听她讲《楚辞》，说她讲“路漫漫其修远兮”时，语气里有股不服输的劲。 没人知道，她的教案夹里藏着密写药水，宿舍抽屉深处，锁着军舰部署图的草图。1948年秋天，朱芳春化名“于非”来台，两人假扮夫妻，租了间带阳台的房子。 他们约定：晾衣杆上挂着衣服，说明安全；空着，就是陷阱。那件后来被她取下的旗袍，常挂在最显眼的位置，蓝布底，滚着细白边，是她亲手缝制的，针脚比教案上的字迹还工整。 1949年冬天，解放军解放南京的消息传到台湾，组织下令“不惜一切代价获取军事情报”。萧明华白天给学生批改作业，晚上就在灯下用密写液工作。 她把情报写在《唐诗选》的空白处，再让交通员夹在行李里带走。短短两个月，六批情报送回大陆，其中关于舟山群岛布防的细节，直接帮解放军减少了伤亡。 有次交通员被捕，她急得整夜没睡，直到看到阳台晾衣杆上的旗袍还在——那是“于非”发来的安全信号，她才敢重新动笔。 1950年2月6日深夜，敲门声打破了平静。萧明华被押着往外走时，突然停住：“天冷，让我拿件衣服。”敌人冷笑，觉得一个女教师翻不出花样。 她走到阳台，摘下那件蓝布旗袍，慢慢叠好，抱在怀里。后来他们才知道，旗袍夹层里缝着20多名同志的名单，针脚密得像密码，没人能看出破绽。 狱中五个月，她没吐露一个字。难友们说，她总在缝衣服，把囚服的破洞补得整整齐齐，说“衣服要体面，人更要体面”。 11月8日凌晨，她知道最后的时刻到了，给三哥写了封信：“别为我哭，我是为信仰死的，值得。”行刑前，她整理好头发，对刽子手说：“让我面向大陆。” 朱芳春带着情报逃回大陆时，口袋里揣着萧明华缝的布片，上面是她用胭脂写的“保重”。他后来成了隐蔽战线的前辈，却总在深夜摩挲那块布片，说：“她本可以当作家，却选了最险的路。” 1980年，台湾方面松动，有人找到萧明华的遗骨，发现她的指甲缝里还嵌着旗袍的布丝。 1982年迁葬那天，八宝山的松柏绿得发亮，朱芳春写下“归来兮”三个字，碑石上的刻痕，深得像她当年缝旗袍的针脚。 如今再看那件旗袍的故事，才懂敌人追悔的，不只是没找到名单。 他们以为能摧毁一个人的信仰，却没料到，一件衣服里藏着的勇气，比子弹更有力量。 萧明华用28年的人生证明：真正的革命者，从来不是天生的勇士，而是在抉择的瞬间，敢把个人生死，缝进时代的针脚里。 信源：《红色情报员》 萧明华——共产党员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