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毛主席突然对秘书梅白说：“有一个人，白天除了我上厕所，随时可以见。”梅白有些懵，试探问了一句：“是不是李达？”毛主席点了点头。 1920年的上海，法租界望志路那间老房子里，武大未来的校长李达正趴在桌子上写信，额头上的汗珠子滴在信纸上面，晕开一小片墨迹。 他写得仔细，一笔一划都是给各地同志的通知——7月20号来上海开个会，给长沙的那封，收信人写的是“文化书社毛主席”。 那时候他和毛主席还不算太熟，就知道都是湖南老乡。 转年夏天，中共一大就在那间房子里开了，后来转到南湖的船上才开完，李达是组织者之一，跑前跑后安排吃住，连会场都是他和李汉俊张罗的。 散会的时候，毛主席握着他的手说：“鹤鸣兄，这事成了，以后咱们得常来往。” 1922年的长沙，毛主席在清水塘租了房子，一边忙着党组织的事，一边想办个学校专门教马克思主义。 他第一个就想到了李达，托人捎信去上海：“你来当校长，我给你打下手。”李达二话没说就回了湖南，两人住得近，就隔了个院子。 1923年秋天，李达离开了党组织，有人说是跟陈独秀吵翻了，因为办学经费的事红了脸；也有人说他看不惯有些人为了权力争来斗去。 不管咋说，他走得挺干脆，收拾了行李就回了湖南大学当教授，可他没放下马克思主义，还躲在书房里写书，书稿写完寄出去，没想到几年后传到了延安。 延安窑洞的油灯下，毛主席捧着那本《社会学大纲》翻来覆去地看，他跟身边人说：“这书是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鹤鸣兄真有本事。” 1939年，李达到重庆给冯玉祥讲哲学，毛主席听说了，托人问他愿不愿意去延安，李达一听就急了：“别说有碗饭吃，就是喝稀粥，我也去！” 可那会儿周总理出国治病，博古在南方局，听了这话以为他提条件，气呼呼地说：“干革命还讲啥条件？”就这么着，错过了。 后来周总理回来听说这事，直拍大腿：“人家那是真心想去，干革命还能不吃饭？”毛主席也觉得可惜，好几天都念叨“鹤鸣兄要是来了，延安的理论空气能更浓些”。 1948年冬天，西柏坡的信差骑着马跑了好几天，把一封信送到湖南大学。 李达拆开一看，毛主席的字龙飞凤舞：“吾兄乃本公司发起人之一，现公司生意兴隆，盼兄速来参与经营。” 他盯着“公司”俩字笑了，这是说共产党啊，没过多久，华南局派人来接他，一路从长沙到香港，再坐英国商船到天津，最后进了北平。 火车刚到站，就看见毛主席站在月台上，笑着迎上来：“鹤鸣兄，可把你盼来了！” 晚上周恩来办的欢迎会上，毛主席拉着他的手给大家介绍：“这是李达，咱们党的大理论家，我当年在长沙听他讲课，可是受益匪浅。” 在香山双清别墅，两人聊到后半夜，李达胃不好，刚出院没多久，说着说着就直打哈欠，毛主席站起来说：“你就在我这床上睡，我晚上还得批文件，惯了。” 李达赶紧摆手，说哪能让主席让床，毛主席把他按到床上：“你是客人，听我的。” 第二天李达跟老乡唐棣华说这事，说：“古时候严子陵敢把脚搁在皇帝肚子上，我可不敢，是主席非要我睡，我才敢沾这个光。” 新中国成立后，李达想回湖南教书，毛主席说：“你想去就去，湖南大学缺个好校长。”没过俩月，他又跑到中南海找毛主席，说想重新入党。 那天刘少奇、林伯渠都在，李达红着脸说：“当年我离开党，是我错了。”毛主席给他倒了杯茶：“过去的就过去了，你心里一直装着马克思主义，党知道。” 还转头对刘少奇说：“你做他的介绍人，我和李维汉做见证人。”李达走出中南海，眼泪掉了下来，后来跟学生说：“这下好了，我这‘守寡’的日子总算到头了。” 那几年，李达成了毛主席著作的“解说员”，写《〈实践论〉解说》的时候，他一边写一边在杂志上连载，写完一部分就寄给毛主席看。 毛主席回信快得很：“写得真好，能让老百姓都懂唯物论，等写完了出本书，让更多人看。” 后来写《〈矛盾论〉解说》，毛主席又来信鼓励，说“这是给干部和学生送宝贝”。 可到了1950年代后期，两人慢慢有了分歧，报纸上天天喊“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李达看着就急了。 有次见到毛主席，他直愣愣地说：“润之，这不对啊，主观能动性不能瞎吹，地里长多少粮食，得看天看地，不能看胆子。” 毛主席当时没吭声，后来跟身边人说“鹤鸣兄说得有道理”，可那股子风已经刹不住了。 1966年，李达在武汉受了委屈，走的时候手里还攥着那本翻烂了的《社会学大纲》。 他这辈子，没当过大官，没享过啥福，就守着马克思主义这根线，一会儿跟革命队伍走，一会儿在书斋里等，可从没松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