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前的北京街头，一位被盛传是昔日清朝“铁帽子王”晏森的黄包车夫，健壮的身影在人群中穿梭，传闻这位“八大铁帽子王”之一在失去爵位后，正依靠黄包车自谋生路，那么他真的是晏森吗？ 1946年的北平城刚从战乱里喘过气来，东交民巷的洋车又多了起来。 有个穿白小褂的车夫特别扎眼，圆脸蛋，笑起来眼睛眯成条缝，拉着洋太太逛故宫时，嘴里还蹦着洋文，手舞足蹈地讲着什么，引得路人直瞅。 没过多久，这组照片就在城里传开了，有人说这是前清的“铁帽子王”晏森，败光家产拉洋车糊口，连溥仪都气得当街骂他，转头又塞钱让他别再丢皇家的脸。 这故事越传越神，可照片里的人压根不是什么王爷，而是个叫“佛爷”的普通车夫，本姓刘，车牌34号，街坊都喊他“34号”。 要说这“佛爷”，可比传说里的王爷有意思多了，他打小住在雍和宫旁边的胡同里，十五岁就跟弟弟一起拉洋车。 那时候北平的车夫分三六九等，最底层的拉“散座”，在街口蹲活儿，挣的钱刚够填肚子。 好点的进使馆区拉“牌儿车”，得会几句洋文，衣着也得干净，车身上还挂着铭牌，34号就是他的招牌。 “佛爷”二十三岁那年，凭着机灵劲儿考进了使馆区，先在俄国公使馆门口拉了五年，后来又转到六国饭店，专接外国客人的活儿。 六国饭店那会儿是北平最洋气的地界，住的都是外国使节、商人、记者，这些人不光要坐车，还想逛胡同、买古玩、听故事。 普通车夫哪懂这些？“佛爷”却琢磨出了门道，他跟俄国公使馆的卫兵学俄语，跟饭店门童学英语，连日本商人常去的绸缎庄都混熟了，能说几句日语打招呼。 有回一个美国记者想找正宗的景泰蓝，他直接拉到前门外的老字号，跟掌柜的用暗语比划，最后掌柜的偷偷塞给他两块银元当回扣，他揣着钱乐了一路。 他不光会做生意，讲故事更是一绝，带客人去天坛，他能把祭天的规矩编成小段儿；逛雍和宫时，他听导游说喇嘛念经的讲究，转头就添油加醋。 “佛爷”家住左府胡同，离六国饭店就隔三条街，院子不大，挤着一大家子——老父亲、媳妇、俩儿子、俩闺女，还有小舅子和俩兄弟，全靠他拉车养活。 别看人多，他每月能攒下几块钱，先给小舅子换了辆旧车，又送七岁的大儿子去学堂。 有回美国记者赫西去他家采访，看见墙上贴满了照片：跟丹麦作家在草原上骑马的，光着膀子练摔跤的，甚至还有张穿海军陆战队军服的，说是跟外国客人借的，“过把当兵的瘾”。 再说那个被误认的晏森，确实是前清的克勤郡王，正经的“铁帽子王”后代。 可这人是个败家子，民国后没了俸禄，就开始变卖祖产，王府里的红木家具、玉器古玩，全被他换了鸦片和赌资。 最后实在没东西卖了，才拉上了洋车，可他拉车也不上心，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挣来的钱全塞进了烟馆，最后他把都拜光了，最后去了哪都没人知道。 “佛爷”跟晏森，一个在泥里活出了花，一个在金窝里烂成了泥。 那时候北平城的车夫多了去了，像老舍笔下的祥子，拼了命想攒辆自己的车，最后还是被生活碾得粉碎。 可“佛爷”不一样，他不光攒下了车，还攒下了过日子的精气神。 1948年底，有人在新兵入营的照片里看到了“佛爷”，穿着军装，还是那副乐呵呵的样子。 之后就没人再见过他，有人说他跟着部队南下了，有人说他回了胡同继续拉车，还有人说他的儿子后来真的上了学，成了教书先生。 不管结局咋样，这个34号车夫，用自己的方式在乱世里刻下了记号。 现在的人总说“内卷”，说普通人没机会，可看看“佛爷”，他拉的是最苦的活儿，处的是最乱的年代，却把拉车变成了技术活、艺术活。 他没读过多少书，却懂三门外语；没见过多少大场面，却能跟外国客人谈笑风生；没什么家底，却把一大家子的日子撑得稳稳当当。 他的诀窍说白了就两条：肯动脑，不服输，客人想听故事，他就天天泡茶馆学；客人想买东西，他就挨家店铺问；客人说外语，他就死记硬背练。 说到底，这世上哪有那么多天生的贵人，大多是像“佛爷”这样的普通人，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里，把日子往细里过，往活里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