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袁隆平到北京出差时，特意去看了身体欠佳的华国锋，当时华国锋不太愿见客，但得知来访的是袁隆平，他立马亲自将他迎进家里。 2006年6月，袁老在北京开个学术会，心里却总惦记着一件事——去看看华国锋。 那会儿华主席身体不太好，常年在家休养，一般不怎么见外人，袁隆平托人打听了下，说华老听说他要来，立马就让家里人准备着，说“一定得见”。 进了屋，袁隆平一眼就看见华国锋坐在沙发上，头发白了不少，但眼神还挺亮，两人一照面，谁都没先说话，手就紧紧握到了一起。 那手劲，不像是两个加起来快150岁的老人，倒像是当年在湖南田埂上第一次碰面时那样实在。 华主席让家人拿来纸笔，颤巍巍地写下“隆平同志：贵在创新”八个字，袁隆平后来将这八个字，一直摆在他办公桌正中间。 这两人的友谊，得从1970年开始说起，那会儿全国乱糟糟的，到处都在闹运动，科研单位也不太平。 袁隆平在湖南安江农校当老师，偷偷搞水稻杂交研究，因为有人说他搞的是“资产阶级伪科学”，动不动就来批斗。 就在他快撑不下去的时候，接到个通知：去常德开全省农业学大寨科技会，华国锋点名要他发言。 袁隆平心里七上八下的，那时他的研究没啥大进展，怕讲不好挨批。 到了会场才发现，华国锋特意让他坐在主席台旁边，轮到他发言，他老实说：“现在遇到个坎，搞了好几年，还没找到稳定的不育系，可能让大家失望了。” 华国锋却摆摆手，等他讲完了，当场说：“隆平同志，你这研究，不是小打小闹。周总理都问过好几次，说这是关系粮食增产的大事。别灰心，接着搞，需要啥支持，省里给你想办法。” 散会的时候，华国锋又拉着他说：“我在湖南搞了这么多年农业，知道农民多盼着增产。你放心，只要是正经搞科研，没人能瞎捣乱。” 就这几句话，让袁隆平心里的石头落了地。 华国锋对农业上心，不是一天两天了，他从1949年就到湖南工作，先在湘阴、湘潭当县委书记，后来管全省农业。 湖南号称鱼米之乡，可那会儿洞庭湖老闹水灾，韶山那边又缺水，粮食产量上不去，华国锋带着人跑遍了湖南的田埂，定下主意：先修水利。 修洞庭湖排涝工程时，他在工地上住了仨月，踩着泥巴跟民工一起抬石头，手上磨出的茧子比老农还厚。 后来修韶山灌区，他亲自画图纸，哪里该挖渠，哪里该架桥，标得清清楚楚。 所以他见不得袁隆平的研究受委屈，1970年那次会后，他专门给安江农校打招呼：“袁隆平的试验田，谁也不能动，他要啥设备、啥材料，优先给。” 转机出在1970年11月，袁隆平有个想法：“远缘杂交可能行，得找野生稻试试。”他派助手李必湖、冯克珊去海南找。 那天在南红农场，冯克珊在沼泽里摔了一跤，爬起来时看见一丛长得特别的稻子，穗子往下垂，花药是白的。 他赶紧喊李必湖来看，两人扒拉着稻穗数了半天，发现这就是他们找了好几年的“野败”（野生雄性不育稻）。 消息传到湖南，华国锋正在开省委会议，当场拍板：“把这材料保护好，省里派车去接，路上不能出半点岔子。” 到了1973年，袁隆平定了“三系”配套，杂交水稻能稳定增产了，1974年湖南试种20多亩，亩产一下冲到650公斤，比常规稻多收近一半。 可真要推广，新问题来了：种子不够。全国就湖南有种源，要供十几个省，运输、繁殖都跟不上。 湖南省农科院的陈洪新急得跑农业部汇报，等了三天没见着人，干脆给在北京当国务院副总理的华国锋写了封信。 信投出去才两天，国务院就打电话：“华副总理下午听汇报，派车来接。”那天下午3点，陈洪新进了中南海小会议室，华国锋、陈永贵、农业部的领导都在。 陈洪新刚讲了半小时，华国锋就问：“要解决种子问题，最缺啥？”陈洪新说：“缺资金，缺运输工具，还缺各省协调。” 华国锋当场拍板：“中央给150万，120万给湖南，补偿调出的种子；30万给广东，买15辆解放卡车，专门运种子。” 又对农业部说：“马上在广州开个会，南方13个省都来，就一个事：明年春天前，把杂交水稻种到地里去。” 1975年冬天，湖南组织了上千人的育种队，拉着“野败”材料去海南，在三亚的田埂上搭起草棚，顶着烈日制种。 得益于此，杂交水稻种子如期运到各省，当年全国种了20多万亩，亩产比常规稻平均多收200多斤。 这俩人，一个是领导，一个是科学家，脾气却挺像。 2004年袁隆平上了“感动中国”，华国锋在家看电视，看完就让秘书给袁隆平打电话：“告诉隆平，别太累了，身体是本钱。” 如今这俩位都走了，但杂交水稻还在长，从海南的试验田到非洲的农庄，那沉甸甸的稻穗，就像在说他们当年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