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浩然在为毛主席守灵的时候，在日记中写道：“待到灵床近处，几乎所有的人都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或无声淌泪，或小声抽泣，有的放声哭嚎。有的人悲痛欲绝，被左右挽住搀住，有人不顾一切地扑向灵床，被强有力地拉住，则昏倒在地…… 很多人印象里，毛主席是位诗人、战略家、革命家。但有另一面，可能不常被提起，那就是他对“读书人”、尤其是顶尖科学家的那份特殊看重。 你想想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新中国一穷二白，在国际上没啥话语权。怎么办？毛主席的答案很直接：搞我们自己的尖端技术。原子弹、导弹这些东西，在战略上他说是“纸老虎”，但在战术上，他比谁都清楚这玩意儿的重要性。 当时国家有多难？1949年初，北京刚解放，百废待兴，中央财政紧张得不行。可就在这时候，毛主席拍板，给要去欧洲开会的物理学家钱三强批了5万美元。干啥用？买仪器，为将来搞原子能做准备。这在当时可是一笔巨款。 更重要的，是“抢人”。从1949年到1955年，一千五百多名科学家从海外归来，其中一千多人是从美国回来的。这里面就有我们后来如雷贯耳的名字：钱学森、邓稼先、赵忠尧…… 1956年开政协会议，晚上宴请。钱学森发现自己的名牌从37桌被挪到了第1桌，就在毛主席右手边。他正纳闷呢，毛主席进来了，操着浓重的湖南口音热情地招呼他：“学森同志，坐这里！” 原来是毛主席审名单时，亲手把他的名字勾到了自己身边。宴会上，毛主席举杯对他说：“听说美国人把你当成五个师呢！我看呀，对我们来说，你比五个师的力量大多啦！” 还有个小细节。有一次开会，有人向毛主席介绍数学家华罗庚。毛主席盯着他看了半天，特实在地说：“我知道你啊，我上学的时候数学学得不好，好的时候能得六十分，所以我看到你有点害怕啊。”全场都笑了，紧张的气氛一下就没了。 这就是他的方式，用最朴素、最接地气的话，拉近和这些顶级大脑的距离。他尊称地质学家李四光为“李四老”，请他到中南海看戏。他跟科学家们开会，开场白是：“今天，我们这些人当小学生，请你们来上课。” 1975年，四届人大人选名单送到他病床前，他眼睛已经看不太清了，说：“不看了，但是我想起两个人，一个是钱学森，一个是侯宝林，请你查查人大代表里有没有。如果没有，就把他们补上。” 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心里惦记的，一个是为国家造“大国重器”的科学家，一个是给人民带来欢笑的艺术家。 当然，老百姓对他的感情，更多是源于那些艰苦岁月里结下的“生死缘”。科学家离普通人远，但油灯、扁担离我们很近。 时间再往前倒，到井冈山时期。那会儿有多苦？敌军封锁，山上连盐都吃不上，一块银元能买两百多斤南瓜，却只能换四两盐。 为了节约，部队规定，连以上单位办公、开会，晚上点灯最多用三根灯芯。按规定，毛委员是可以用三根的。可警卫员发现，他总是自己默默地只用一根灯芯。你给他加上，他回过头又给你挑掉。 就在八角楼那豆点大的、昏黄的灯光下，他写出了两篇“神作”：《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井冈山的斗争》。 是毛泽东，在这盏小油灯下，一字一句地分析，告诉大家：别怕，我们的红色政权，之所以能存在，能发展，不是凭空想象，而是因为中国独特的社会条件、因为我们有群众基础、有党的正确领导、有强大的红军…… 他把复杂的理论问题，变成了大家都能听懂的道理。这在当时，不亚于一剂强心针。 周恩来在上海的中央看到这些文章，如获至宝，立刻向全国各个根据地推广，说这是当时中国革命“最完整、最成熟的经验”。 所以你看，从井冈山挑粮上山的扁担，到只用一根灯芯的节俭，再到灯下写出的指路雄文。他在人们心中种下的，是一种“跟着他，有饭吃，有希望，不会错”的信念。这种信念，是和大家一起挨饿、一起战斗、一起在黑暗中寻找光明，一点一滴建立起来的。 毛主席纪念堂里，陈列着一份他逝世前一天的护理记录。那张泛黄的纸上，用红蓝两色笔写着：看文件、看书11次，共计2小时50分钟。 他生命中最后一次看文件，是9月8日下午4点37分，看了整整30分钟。8个多小时后，他的心脏就停止了跳动。 他看的最后一份文件是什么？是中共中央《关于唐山丰南一带抗震救灾的通报》。 1976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举国同悲。那时的毛主席，已经病入膏肓，连说话都极为困难。当秘书把地震的灾情报告读给他听时，他老泪纵横，失声痛哭。这是他晚年病重期间，情绪失控最严重的一次。 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身体机能几乎全部衰竭，意识时而清醒时而模糊，但他心里最后牵挂的，依然是那片震后满目疮痍的土地和受灾的人民。 从井冈山八角楼的灯光，到中南海接见科学家的谈笑风生，再到病榻上对唐山灾情的最后圈阅，这条线，贯穿了他的一生。这条线，也连接了他和亿万普通中国人的情感。 所以，那些无法自控的哭嚎，那些扑向灵床的身影，里面有对一个时代的告别，有对一位带领他们走出苦难的领路人的缅怀，也有一种失去了主心骨般的巨大茫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