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敌人让杨钦典把白公馆剩下的19名地下党员全部杀了，这时，一个地下党员说：“你要给自己留一条后路，把我们放了吧！” 杨钦典1918年生人，家里穷得叮当响，吃了上顿没下顿。在那个年代，一个穷小子想出人头地，或者说，想混口饱饭吃，路子窄得很。 22岁那年，杨钦典选了条当时看来最靠谱的路——当兵。他不是为了什么主义，也不是为了保家卫国，就一个字：饿。他寻思着当兵能吃饱穿暖，总比在家挨饿强。因为读过几天书，人也长得周正，后来竟然被选去给蒋介石当警卫。这下可好，直接接触到了国民党的权力核心。 但杨钦典心里清楚，自己跟那些达官显贵根本不是一路人。他就是个打工的，谁发饷就给谁干活。1944年，他被军统头子戴笠看中，调去了重庆歌乐山的白公馆，当了个少尉看守排长。 这白公馆里关的，都是国民党眼里的“要犯”，比如写了《红岩》的罗广斌，还有陈然、许晓轩这些硬骨头的共产党员。杨钦典每天的工作，就是看着这些“犯人”。时间长了，他心里犯了嘀咕。这些人，跟他想象中的“青面獠牙”完全不一样。他们有文化、有理想，待人接物客客气气，就算是跟他这个看守，也从不摆架子。 尤其是罗广斌，一个富家少爷，为了信仰坐牢，还乐呵呵地对他说：“老杨，他们让我写个悔过书就放我出去，我偏不写。” 这种骨气，让杨钦典受到了极大的震撼。 他开始偷偷给这些“犯人”行方便，比如延长放风时间，悄悄递个纸条，甚至弄点吃的。他觉得，这些人是好人。 1949年9月，解放大军势如破竹。败退的国民党开始最后的疯狂。一纸密令下来：处决杨虎城将军。杨钦典接到了任务：协助行动。在松林坡的戴公祠，他亲眼目睹了杨虎城将军父子被特务用匕首残忍杀害。 更让他灵魂颤抖的，是杀害杨虎城将军年仅8岁的儿子杨拯中，和秘书宋绮云夫妇年仅9岁的儿子“小萝卜头”宋振中。当时，特务杨进兴让他去解决“小萝卜头”。他伸出手，掐住了那个瘦弱孩子的脖子，孩子的眼睛瞪得大大的，里面满是惊恐。杨钦典的手抖得不成样子，怎么也下不去死手。 最后，是另一个特务冲过来，一刀结果了孩子的性命。 血泊中，杨钦典呆若木鸡。那一刻，他心里有什么东西彻底塌了。他只是个想混饭吃的兵，不是一个屠杀妇孺的禽兽。 这还没完。10月28日，陈然烈士被押赴刑场，杨钦典奉命监斩。一路上，陈然高唱《国际歌》，到了刑场，撕掉囚服，拒绝下跪，高呼：“等着吧，国民党反动派，你们的末日就要来到了！” 那种视死如归的气概，再次深深烙在了杨钦典的脑海里。 这两件事，成了压垮他心理防线的最后两根稻草。 时间来到1949年11月27日深夜。重庆即将解放，蒋介石的绝密屠杀令也到了。渣滓洞那边，已经响起了密集的枪声。白公馆的特务头子们要去那边“增援”，临走前，把剩下的19名共产党员交给了杨钦典，命令他：一个不留，全部处理掉！ 偌大的白公馆，一瞬间只剩下他一个看守，和19位等待被处决的囚犯。 这时候，罗广斌抓住了这千钧一发的时机。他对着手足无措的杨钦典，说： “老杨，外面的枪声你听到了吗？共产党马上就要解放重庆了！你杀了我们，也难逃人民的审判。现在，只有一条路，你要给自己留一条后路，把我们放了吧！将来我们给你作证，这是你立功赎罪的唯一机会！” 这番话，字字句句都敲在了杨钦典的心尖上。最后，人性中那点仅存的善良和对活下去的渴望，占了上风。 他找到牢房钥匙，塞给罗广斌，又递过去一把铁锤，压低声音说：“楼上警卫一撤，我就跺三下脚，你们听到暗号，就砸开下面的锁，赶紧往后山跑！快！” 没过多久，三下沉闷的跺脚声传来。19名戴着镣铐的革命者，砸开脚镣，冲出牢门，消失在歌乐山的夜色中。 重庆解放后，杨钦典没有逃跑。他揣着一颗忐忑的心，主动走进了市公安局，投案自首。他说：“我叫杨钦典，是白公馆的看守，我来认罪。” 接待他的公安干部都愣了。而此时，已经被成功营救的罗广斌等19人，联名写了一封证明信，详细叙述了杨钦典在最后关头是如何冒着生命危险，打开牢门，放出他们的经过。他们信守了承诺：“杨钦典在关键时刻保护了我们19个人，有重大立功表现，功大于过，请求政府对他宽大处理。” 人民政府经过调查，采纳了幸存者们的证词，对他不予追究。杨钦典说，他不想干别的，只想回河南老家，种地。政府给了他路费，让他回了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