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林徽因也陷入吃不上饭的绝境。在写给美国友人费慰梅的信中，她这样说道。如果你现在手头宽裕的话，能否借我一些钱呢？最近我手头有点紧张，生活揭不开锅了。那么，林徽因为何会沦落到如此窘迫的境地？ 林徽因1904年出生在杭州，家里条件好，父亲林长民是民国时期的大人物，搞政治也搞学问。她小时候就爱读书，家里书房塞满了古书和洋文书，墙上还挂着从欧洲带回的画。她十来岁跟着父亲去了伦敦，街头的教堂和老建筑让她着了迷，从那时起就对建筑学有了兴趣。20年代，她和梁思成一起去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读书，建筑系不收女生，她就学了美术，但老偷偷去听建筑课，手里拿着铅笔画草图，特别认真。 回国后，她和梁思成结婚，俩人一起搞中国古建筑研究，加入了中国营造学社。他们跑遍了大江南北，爬山涉水去测绘古寺和石桥，风吹日晒也不怕。 她不光搞建筑，还写诗写散文，诗清新得像山间的溪水，散文细腻又深刻，登在《新月》杂志上特别受欢迎。她穿着旗袍，谈吐大方，笑起来特别有感染力，谁见了都觉得她是个有才又有魅力的人。 1934年，她和梁思成去山西跑古建筑考察，山路不好走，马车颠得人骨头都散架了，她还是拿着本子记斗拱的细节。她的努力让中国古建筑研究有了新气象，算是这个领域的开路人。可惜好日子没过多久，1937年抗战爆发，北平被日军占了，她和家人不得不收拾包袱逃难，生活一下子翻了天。 抗战开始后，林徽因和梁思成带着两个孩子先逃到长沙，后来又去了昆明。路上火车挤得像沙丁鱼罐头，空气里全是汗味和烟味。她抱着小女儿，背着包，梁思成牵着儿子，一家四口挤在车厢角落。到了昆明，租了个破房子，墙皮都掉了，屋顶还漏雨。 战时的昆明物资少得可怜，米价蹭蹭往上涨，梁思成的教授工资根本不够花。林徽因为了赚钱，去云南大学教英语课，每天早上得走山路去学校，鞋底都磨薄了。 家里日子过得紧巴巴，她把值钱的东西一件件卖了。先是她喜欢的钢笔，后来是梁思成的怀表，最后连她结婚时的丝绸旗袍都拿去换了几斤粗粮。吃的方面也好不到哪去，米饭掺着野菜，偶尔能买点青菜就算改善生活了。清华的梅贻琦校长，平时就吃点米饭拌辣椒，有客人来了才加个豆腐汤。社会学家潘光旦馋肉馋得不行，跑去抓老鼠煮着吃。林徽因一家的情况也好不到哪去，两个孩子饿得面黄肌瘦，她看着也只能干着急。 1940年，日本飞机开始轰炸昆明，警报一响，全家得赶紧躲。炸弹炸得地动山摇，孩子们吓得直哆嗦。没办法，林徽因和梁思成决定再搬，去四川李庄。那是个偏僻的小镇，房子破得不行，夏天热得像蒸笼，冬天冷得手脚发麻。林徽因的肺结核本来就不好，在这地方更严重了，咳嗽起来停不下来，瘦得皮包骨。她女儿梁再冰后来回忆，母亲病得连医院都找不到，只能硬扛着。 到了1942年，家里实在撑不下去了。林徽因咬咬牙，给美国的朋友费慰梅写了封信。她平时特别要强，能不求人就不求人，可这回没办法了。她在信里说，手头太紧，揭不开锅了，能不能借点钱。费慰梅收到信特别震惊，赶紧寄了钱，还劝她去美国治病，躲开战乱。林徽因回信谢了钱，但说要留在国内，和国家一起扛过这场灾难。 就算日子过得那么苦，林徽因和梁思成也没放下他们的研究。在李庄，他们借了个宗祠的角落当工作间，桌上堆着旧书，油灯光晃得人眼睛疼。他们俩整理古建筑的资料，写字的手冻得发紫，纸张潮得都发黄了。梁思成写文字，林徽因画图纸，俩人一点点攒出了几十万字的《中国建筑史》初稿。这本书后来成了中国建筑学的宝贝，里面全是他们在苦日子里的心血。 1945年抗战赢了，林徽因一家回了北平。可她的身体已经垮了，肺病让她老躺着，动不动就咳嗽。即便这样，她还是没闲着，跑去清华大学帮忙设计课程，讲课时声音弱得像蚊子叫，学生得凑近了听。她还掺和了古建筑保护的事，参与了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50年代，她拖着病体去北京郊外看古迹，路上车颠得她直咳嗽，可她还是坚持把笔记写完。 林徽因的病越来越重，咳嗽得晚上睡不着，家里人端水端药，她也只能摆摆手。1955年4月1日，她在医院里走了，51岁。她的离开让好多人难受，学生和朋友都来送她，墓前老有人放鲜花。她的诗、她的建筑研究，还有她那股不服输的劲儿，留在了后人心里。 说到底，林徽因落得那么窘迫，主要是因为抗战把一切都打乱了。战乱让她的家从北平散了，教授的工资在通货膨胀面前跟废纸差不多。昆明和李庄的条件又差，物资少，医疗更别提了。她的肺病本来就拖着，营养跟不上，环境又恶劣，身体自然一天不如一天。加上她和梁思成不肯放下研究，宁可饿肚子也要把书稿写完，这种选择虽然让人佩服，但也让日子更难熬。 她那封求助信，其实是逼到绝路上才写的。她平时多骄傲一人，能开口求人，说明日子真过不下去了。费慰梅的钱帮她撑了一阵，但她没想着逃到国外，而是选择留在国内，陪着国家熬过苦日子。这种坚持，跟她一贯的性格挺像，宁可自己受罪，也不肯丢下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