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李政道的妻子秦惠䇹病逝。李政道悲痛欲绝，他将妻子的灵位与遗像安置在自己的床头，以此寄托哀思。 秦惠䇹家境殷实，父亲是当地有名的教育家。她自幼喜爱读书，尤其对文学和教育感兴趣。 1948年，她赴美留学，进入堪萨斯州的圣玛丽学院，攻读教育学，梦想成为一名教师。她的性格温和，待人真诚，同学都喜欢和她相处。 1948年圣诞节前夕，李政道受好友黄宛委托，去芝加哥火车站接黄宛的妹妹南希，顺便遇到了同行的秦惠䇹。这次偶然的相识，成了两人缘分的起点。 相识后，李政道开始频繁参加秦惠䇹所在的活动。他原本是个埋头研究的书呆子，但为了接近秦惠䇹，变得格外活跃。1949年，他组织了一次西部旅行，邀请了南希、好友凌宁和秦惠䇹。旅行中，他们一起穿越沙漠，夜晚围着篝火聊天，彼此拉近了距离。秦惠䇹的聪慧和幽默让李政道着迷，而李政道的真诚和才华也打动了她。旅行结束，两人的感情迅速升温，确定了恋爱关系。 1950年6月，秦惠䇹从圣玛丽学院毕业。毕业后不久，两人在芝加哥举行了婚礼。婚礼简单，只有亲友参加，但气氛温馨。婚后，秦惠䇹放弃了读研的计划，选择支持李政道的事业。她料理家务，照顾家庭，还帮李政道整理学术资料、誊抄笔记。 儿子李中清后来回忆，父母就像一个团队，父亲冲在学术前沿，母亲则是他最坚实的后盾。每次李政道遇到难题，总会和秦惠䇹讨论，因为他觉得她的眼光独到，常常能一语中的。 秦惠䇹不仅操持家务，还在社交场合为李政道拓展人脉。她英语流利，待人接物得体，常陪同李政道参加学术会议，帮他与外国学者交流。1957年诺贝尔奖颁奖典礼上，秦惠䇹陪同李政道赴瑞典，穿着简洁的礼服，站在丈夫身旁，笑容从容。 1996年初，秦惠䇹被确诊为肺癌晚期。这个消息对李政道来说如同晴天霹雳。他当时已经70岁，头发花白，身体也不如从前，但得知妻子病重后，他立刻推掉所有工作，专心陪在秦惠䇹身边。 秦惠䇹身体虚弱，经常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但李政道从不抱怨。他放弃了舒适的休息，晚上就在病房里的扶手椅上眯一会儿，累了就喝口咖啡提神。 那段时间，李政道几乎没睡过一个整觉。他的衬衫总是皱巴巴的，眼圈发黑，但只要秦惠䇹需要，他立刻打起精神。 他开始为妻子画画，画的是她年轻时的样子，穿着旗袍，站在苏州的园林里。他用彩色铅笔一笔一画地勾勒，画完后在旁边写下“惠䇹，永远在我心中”。这幅画被挂在病房墙上，成了秦惠䇹每天醒来时注视的焦点。 1996年11月29日，秦惠䇹在医院去世。她的离世让李政道陷入巨大的悲痛。葬礼后，他将秦惠䇹的灵位和遗像安置在卧室床头。灵案不大，上面放着她的黑白照片，照片里她穿着毛衣，笑容温柔。灵案旁还有那幅他亲手画的画，画框擦得干干净净。每天早上，李政道醒来后都会看向灵位，低声念叨几句，像是在和妻子聊天。晚上入睡前，他会点一盏小灯，灯光洒在照片上，映出她的轮廓。 李政道的生活习惯因此改变。他不再像以前那样热衷社交，家里也变得安静许多。灵位成了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仿佛秦惠䇹还在他身边。 他从不让别人触碰灵案，连打扫卫生时都亲自动手，生怕弄乱了摆放。这样的陪伴，成了他寄托思念的方式，也成了他面对失去的唯一慰藉。 秦惠䇹去世后，李政道的生活像是缺了一块拼图。他继续从事物理学研究，但少了秦惠䇹的陪伴，家里总是空荡荡的。他把更多精力投入到教育和公益事业上，试图用行动延续妻子的遗愿。 1998年，他拿出个人积蓄，设立了“秦惠䇹与李政道中国大学生见习进修基金”，支持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高校的本科生参与科研项目。这个基金后来资助了上百名学生，不少人成为了物理学领域的佼佼者。每当看到学生的成果，李政道都会想起秦惠䇹对教育的热爱。 2003年，李政道决定回国定居，落户北京。他受聘于清华大学，担任高等研究院顾问，推动中国高能物理研究。他还经常到高校演讲，鼓励年轻人投身科学。 2011年，他将毕生手稿和资料捐赠给上海交通大学，整理出的文件装满了几个大箱子，其中夹杂着几张他与秦惠䇹的合影。照片里，他们站在芝加哥的湖边，笑容灿烂。这些照片被小心翼翼地放进展柜，成为展览的一部分。 晚年的李政道身体逐渐衰弱，但对科学的热情从未减退。2014年，他在清华大学做了一场关于物理学未来的讲座，台下座无虚席。 他拄着拐杖走上讲台，声音虽有些沙哑，但讲到激动处，依然手舞足蹈。卧室里的灵案始终没变，秦惠䇹的照片依然摆在床头。每逢她的生日或忌日，他会亲手做一盘桂花糕，摆在灵前，香甜的气味弥漫房间。 2024年8月4日，李政道在旧金山家中去世，享年98岁。去世前，他叮嘱儿子李中清，将自己的骨灰带回苏州，与秦惠䇹合葬。2024年11月24日，苏州东山镇的墓园里，墓碑上刻着两人的名字。墓前放着白菊花，旁边种着秦惠䇹生前喜欢的栀子花，香气清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