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开国少将甘祖昌请求总政：“我脑袋有伤，不适合当官，想回老家，去当农民

1957年，开国少将甘祖昌请求总政：“我脑袋有伤，不适合当官，想回老家，去当农民。”总政看他态度坚决，就批准了。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内容，麻烦顺手点击一下右上角的「关注」，方便日后随时参与讨论、分享观点，感谢您的支持呀！ 甘祖昌，1905年出生在江西莲花县沿背村。家里穷到什么程度？小时候九岁上学，靠舅舅接济一担米才撑了一年，后来实在供不起，又回家干农活。那些年，他挑过谷、放过牛，干过苦力，挑一担谷子几十里山路，赚几个铜板帮全家糊口。别人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这话用在他身上一点不夸张。 二十来岁，跟着村里革命潮流进了农会。那会儿方志敏到江西搞农民运动，甘祖昌见了，心里头那个火苗一下就点燃了。“要想穷人翻身，只有跟共产党干！”他就跟着队伍走了。1927年入党，1928年参加红军，南征北战、枪林弹雨都是家常便饭。井冈山斗争、长征、抗战、解放战争，一路下来，什么苦没吃过。 他打仗有个特点，沉得住气。三五九旅南泥湾大生产，他当后勤，没布就自己想办法纺纱、织布、做鞋，一点一滴把部队养活下来。新疆解放以后，他当后勤部长，解决部队十几万人的粮食，遇上供应困难，就带人走遍牧场换粮换布，想方设法搞大生产。这人遇事就是死心眼，谁都拦不住。 可是，命运没把他放过。1952年春，新疆工作，坐吉普车过桥，桥板被人锯断了，车一下掉进冰河。甘祖昌脑袋重重撞了下去，从此落下了脑震荡的毛病。头痛、头晕、晕倒，发作起来啥都干不了。别人劝他多休息，他偏不听，老想着“不能光吃国家的粮，不能白拿工资”。 第一次写报告，理由很简单：“脑伤不适合带兵，想回家务农。”组织没批，说你是老干部、老党员、又有功劳，这样离开部队影响不好，还是好好养病，国家不会亏待你。 第二次，他又写了份更详细的报告，列举了自己晕倒、头痛的时间、次数，还把医生诊断书都贴上。政委一看，摇头把报告撕了，劝他再坚持坚持。 第三次，甘祖昌遇到了转机。总政副主任肖华来新疆视察，他找准机会，把申请直接递给肖华：“我脑袋伤得厉害，苏联医生都说能活到六十岁算奇迹。我不想浪费国家粮食，也不想白领工资，回老家还能干点体力活，为家乡做点事。” 肖华沉默了半天：“你是真想明白了？”“想得明明白白！”甘祖昌说得很坚定。肖华点了头，这才批了下来。 组织本来还想让他去城市养老、疗养，安排专人照顾，被他一口回绝：“我回老家种田，哪还要特殊照顾。”说实话，他要真图享受，完全可以在部队待着，工资、住房都不愁。但他心里有数，自己得为家乡做点实事。 1957年8月，甘祖昌带着14口人回莲花老家。行李不多，三只木箱，八个铁丝笼，笼里是从新疆带回的优良猪、兔、鸡。他下定决心，不搞特殊，直接搬回自家土房，不要新房、不要专人照顾。 村里人起初都不信：“将军回来种田，是真的还是假的？”有人私下议论：“是不是犯错了？”甘祖昌没解释，第二天就挽起裤脚，扛着粪桶出门捡粪，自己种地，自己干活。他常说：“粪多粮多，咱是农民的孩子，这活儿一点都不丢人。” 那年冬天，他带着家人和乡亲们开垦村西头十几年没人动的荒地。冻土、杂草、石头，锄头都敲坏了几把。孩子们脚上磨出血泡，村里人都劝：“你是当过将军的人，犯不着这么拼。”甘祖昌却摆手：“这点苦算什么,咱是回来种地的，不能光说不练。” 过了一年，荒地上长出了萝卜、红薯，村里人才服了气。第二年，他又带着大家搞改良田、搞果树。粮食亩产连年上升，果树成活率九成以上。县里技术员来学习，他就一锄头一锄头教怎么掺石灰、怎么排水改地。 修水库、架桥梁、建电站，这些村里几十年没人敢想的事，他一项项带头干。自己工资、存款一大半都拿出来，用在修水利、买化肥、发展养殖上。新中国刚建的时候，县里连电灯都点不上，甘祖昌硬是带着大家干到全村通电。修桥、修路、栽果树，年年都有人劝他“歇歇吧，岁数大了”，可他就是不肯。到1986年去世，整整29年，一直没离开过田地。 甘祖昌活得实在，穿的裤子上全是补丁，家里到最后只剩下一个装着三枚勋章的铁盒。有人感慨：“甘将军的遗产，就是勋章和满村子的好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