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底，朱德的家乡四川省仪陇县有几十位乡亲一起来到重庆，准备去北京看望他，也就是想投奔他。朱德得知这一情况，立刻告诉重庆的领导：要做好工作，动员他们尽快回去劳动生产，一个也不要来。后来，贺龙替朱德接待了这批乡亲，又把他们送回了老家。 1949年，新中国刚成立，战火刚熄，很多人都对未来充满希望，也充满迷茫。朱德在北京，已经是举足轻重的领导人了。家乡人一听说“大元帅朱德现在是国家领导”，心里头自然是激动得不行，想着“我们乡里出了个大人物”，那是多么荣耀的事啊。 于是，一股脑几十个人，从四川仪陇一路跑到重庆，准备再奔北京。他们不是来旅游，也不是来看热闹，心里其实很朴素：找朱德帮个忙、找口饭吃、投奔亲戚，过个安稳日子。这种想法，在当时的百姓中并不罕见。 但朱德是怎么做的呢？ 他一句话：“一个也不要来。”直接把重庆的干部吓了一跳。他说得很清楚：要做思想工作，劝他们回去，好好干活，不要形成“靠关系走后门”的风气。 这一点，是朱德的一贯作风。 这不是他第一次做出“拂逆亲情”的决定。早在1927年南昌起义失败后，部队一度陷入崩溃，许多跟着他走的旧部，看形势不对就纷纷脱离队伍。他没有强留一句，只是站在那里，冷静地说：“要革命的跟我走，不革命的可以回家。不勉强！” 很多年过去了，他的身份变了，位置变了，但他这股“不徇私情、靠得住”的骨头没变。他心里清楚得很：新中国的根基要打牢，必须得从点滴小事开始，从自己做起，尤其是那些身居高位的人，不能被人说“带坏了风气”。 换个角度看，这几十位乡亲的心情也并不难理解。在他们眼里，朱德不是一般人。他是从他们村子里走出去的，是从小放牛、挑水挑粪，一步一步闯荡出来的。几十年了，一路风雨，现在终于成了国家领导，能不激动？ 他们也没什么高要求，无非是想借个光，混个安生。别说他们了，哪怕是今天，普通人一听说“咱亲戚是领导”，心里多多少少也会起点想法。这是人的本能。 但朱德就是铁了心不让。他不是嫌弃乡亲，而是看得比眼前多。他知道，这种风气一开，明天来一百人，后天来一千人。他这个门，就再也关不上了。 他讲原则，不是刻板，而是明白人心最难防。当年红军长征，内部最危险的不是外敌，而是“家里出问题”。不是他不知道权力的诱惑，而是他心里明白：红军打天下，靠的是团结，不是内斗。 他守住了红军的团结，也守住了自己做人做事的底线。 后来，当这些老家人再一次来到北京——这一次是1951年，为了给朱德过65岁寿辰——他们终于见到了他，也提了点“希望”：是不是可以把仪陇县改名为“朱德县”，县城也搬到朱德的出生地马鞍场？这些提议，其实也是出于对朱德的敬仰——这是“咱家出了个大英雄”。 但朱德听完后，立马拒绝：“我不算英雄，只是一个战场上没有被打死的普通士兵。”这一句平静的回答，背后有多少战友的鲜血，有多少无名者的牺牲。他说得再实在不过了：真正的英雄，是那些长眠在山野间、血洒在枪口下的人。 他从不拿自己的名头做文章。 他说：我回来，老百姓种地我来看；你们要修陈列馆，我不同意，那就改建成学校吧。后来，这个学校真的建成了，也成了仪陇当地最早的一所现代化学校之一。 他要的不是纪念，而是实事。 其实，在私德上，朱德从来没给自己“开后门”。早年，他当滇军少将旅长，那时候，袍哥、哥老会盛行，军中讲“兄弟义气”，讲“照顾自己人”，朱德也曾被拉着“入会”，也有不少人愿意跟他混个饭碗。但他很早就选择了另一条路：革命。 他离开滇军，加入共产党，不是临时起意，而是长期观察、权衡的结果。他曾说：“只要保存实力，革命就有办法。”这句话，不是空话，是靠无数次“节骨眼上的坚持”撑起来的。 新中国成立后，他对亲人也没开绿灯。几十个侄子、外甥，他只让每家来一个孩子到北京上学，全是未成年，供他们读书，培养成才。这不是“安插关系户”，而是以身作则，帮家乡培养人才。他用的是自己工资，不动公家的一分钱。 他的女儿朱敏，小时候在德国被纳粹抓进集中营，吃尽苦头。后来活着回来，朱德心里难过，可也没破例让她住进中南海。朱敏参加工作后，就住在北师大教师宿舍，一住就是四十年，平平淡淡地当一个普通干部。朱德给她的，是尊严和底线，不是特权和优待。 朱德活了一辈子，从军阀到红军，从红军到国家领导，他从未膨胀，从不妄自尊大。陈毅说他穿得像个伙夫，战士都亲切地叫他“老朱”，从不觉得他是高高在上的元帅。天冷了，他会把自己的披风让给伤员；行军时，他会把马让给病人骑。 杨得志说，朱德就是那种“你怎么惹都不急”的人，笑呵呵的，但关键时候从不糊涂。从井冈山到长征路上，他都像主心骨一样，撑住了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