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毛主席正在听取卫生部部长钱信忠汇报工作，然而听着听着，突然怒斥道:：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二无药，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老爷卫生部好了。"
1965年的北京，一次看似平常的工作汇报掀起轩然大波，卫生部部长钱信忠正在向毛主席汇报工作情况，汇报过程却被主席的严厉批评突然中断：“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二无药，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老爷卫生部好了，”这一声怒斥的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不为人知的故事，它又会对中国农村的医疗卫生事业产生怎样的深远影响，进而改变无数农民的命运呢？
旧社会，农村医疗条件特别差，老百姓生病没地方看，也没药吃，日子过得特别苦，小毛病硬挺着或许还能好，大病基本就等于判了死刑，新中国成立后，政府想改变这种局面，但之前的问题太多太严重，一下子解决不了。
培养中医大夫需要时间，城里的医生去农村帮忙也待不长，那时候全国一百四十多万的医护人员，只有十分之一在农村工作，医疗上的钱也大部分都给了城市，农村能分到的只有四分之一，毛泽东非常了解农民生活艰难，一直强调要改善农村医疗状况，可惜最终没能实现这个目标。
1965年6月26日，钱信忠的工作汇报触怒毛泽东。他发觉，多数高级医生汇聚城市，农村却极度匮乏医疗服务，这全然背离了革命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毛泽东批评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老爷卫生部好了"，这一严厉指责引发震动，促使卫生部正视城乡医疗资源分配不均的问题，着手解决农村医疗资源严重匮乏的现状。
上海川沙县江镇公社在探索医疗服务的道路上，做出了一项创新尝试，他们开办了一种速成医学培训班，专门招收那些来自贫困农民家庭、具备一定文化基础且政治思想表现良好的学员，进行为期四个月的集中医学知识培训。
王桂珍就是其中一位，她虽然只有小学学历，但凭借着勤奋刻苦的学习精神，成功地从速成班毕业，毕业后，她背起药箱，奔走于各个村落，挨家挨户地为农民诊疗，甚至直接到田间地头为正在劳作的农民们看病，农忙时节，她也积极参与农业劳动，和大家一起挥洒汗水。
为了减轻乡亲们的经济压力，她还亲自种草药，刚开始，村里人并不相信她的能力，但她用实际行动，一步一个脚印地证明了自己的价值，最终赢得了大家的信任和称赞，她辛勤劳作，真心为村民着想，这种行为感动了大家。
王桂珍的故事不是个例，许多像黄钰祥这样的城市医生也积极参与到农村医疗卫生工作中，他们发挥自身的医学知识，帮助和培训乡村医生提升医疗水平，由于这些卫生员们经常赤脚下田劳作，形象朴实，农民们亲切地称他们为“赤脚医生”，王桂珍和黄钰祥的事迹在《文汇报》刊登后，又被《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转载，他们的行为引发了全国人民的广泛关注和赞扬。
毛泽东的批示“赤脚医生就是好”有力地肯定了“赤脚医生”的价值，这为它正名，也使得这一模式成为一项制度，在全国范围内得到推广和实施。
各地都学习江苏省江镇的做法，大量培训农村医生，这些医生被称为“赤脚医生”，这样一来，就形成了县、公社、大队三层医疗服务体系，覆盖了农村地区，同时，农民自己凑钱，建立合作医疗制度，大家互相帮助，共同承担生病带来的经济负担，“赤脚医生”制度的实施，大大改善了农村地区缺少医生和药物的局面，农民的身体健康状况也得到了显著提升。
不过，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发展迅猛，原有的合作医疗模式逐渐难以为继，“赤脚医生”也遇到了新的难题，有人选择继续深造，成为乡村医生，但也有人离开了医疗队伍，结果，农村的医疗资源又开始紧张，农民们再次面临看病难的问题。
怎样继承老一辈“赤脚医生”那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并在农村地区建立起更加健全、更加完善的医疗服务体系，始终是一个需要认真研究和深入探讨的重要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