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7月5日，周恩来总理亲临新疆石河子农场，慰问在此支边的内地青年。得知一

1965年7月5日，周恩来总理亲临新疆石河子农场，慰问在此支边的内地青年。得知一位女青年来自江苏时，周总理询问：“江苏哪里的？”她回答：“淮安。”总理欣然道：“那更是老乡了，你叫什么名字？”小姑娘告诉周总理：“我叫李正兰。”周总理又问她：“是木子李，正大光明的正，花木兰的兰？”小姑娘腼腆地点点头。对此，周总理高兴的笑出来声：“你看，到底是老乡，我都猜对了！” 随后，周总理又问李正兰：“你是什么时候来新疆的？想家么？”李正兰告诉他：“我是1959年支边过来的，有时也会想家。” 周总理听后，颇为认同的说道：“是的，一个热爱祖国的人是不可能不爱他的家乡的！”一边说还一边还摊开手掌：“我离家已经50多年了！” 1963年7月，周恩来在一次报告中曾提及，新中国成立初期，就有100多个自称是他亲戚的人来敲西花厅的大门。面对这些或真或假的"亲戚"，周恩来有着清晰的界限：不能让亲属享受特权，不能给家乡带去负担。 正是秉持着这样的信念，周恩来在担任总理后，一直没有再回到故乡淮安。他深知，自己的身份可能会给当地官员带来压力，让亲戚获得特殊照顾。而这，正是他所要避免的。 然而，周恩来对淮安和亲人的感情却从未减少。当得知住在故居的八婶母病重时，他写信给淮安县委，感谢他们的关心照顾，并叮嘱要本着节约简朴的原则安排治疗和后事。八婶母去世后，他再次致信，表示今后亲属的生活费用由自己接济，请当地政府不要再予特殊照顾。 这一切，正如他在一次谈到改造"五关"时所言："每个人都要一直改造到老，改造到死，这才是一个彻底的革命者。" 1964年的除夕夜晚，在周恩来的嘱托下，他的侄子周尔萃正带领着一群人，手持铁锹和镐头，在寒风中平掉祖坟。这个决定，源于周恩来多年来的一个心愿：让坟地交还给农业生产，不再占用宝贵的耕地。 春节后，周恩来还特意给当地生产队寄去70元钱，用于支付平坟工资和赔偿损失。周恩来的11个亲属如今都长眠在淮安东郊那片普通的坟地里。虽然祖坟已被平掉，但周恩来的精神却永存。 1941年，周恩来在重庆的一次露天集会上，情感深沉地讲述了自己的家乡思念。他深情地提到，他母亲的墓地仍然位于日本占领区，他渴望能够回家清扫坟墓上的落叶。 1946年5月，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和国民政府的南迁，周恩来带领中共代表团搬迁至南京的梅园新村。在离开重庆之前的送别会上，他说道，自己已经36年未能回家，想象母亲坟前的白杨声声。 1991年，周恩来的生前卫士韩福裕在与淮安周恩来纪念馆的秦九凤交谈中透露，周恩来曾在1950年初在中南海怀仁堂的一次报告中坦白自己的家乡情结以及未能回家的原因。他解释说，虽然淮安是解放区，但鉴于内战的可能和地方工作的需要，他终未能回去。 据周恩来的侄子周秉德在《我的伯父周恩来》一书中提到，他的父亲周恩寿一生中最大的遗憾之一就是未能回到淮安老家。周恩寿曾多次请求回家探望，但周恩来总是以不给地方增添负担为由拒绝了他的请求。 50年代，周恩来作为国务院总理承担着繁重的国家职责。1958年夏天，他在北京接待了来访的淮安县副县长王汝祥。在一次非正式的会面中，两人的谈话涉及周总理的童年记忆。王汝祥听着周恩来回忆在家乡划船的乐趣，不由感叹时间的流逝。他邀请周恩来回乡一游，周恩来回忆起1946年曾梦见自己在家乡的河流上划船，醒来后便一直渴望能够回去。 周恩来的工作极其繁忙，他将自己比作一位摆渡者，需要不断在政治和经济的湍急水流中稳住舵手。他分享了一个摆渡人的故事，引发王汝祥深思。王汝祥见到周总理的憔悴，不禁关切地提醒他也要注意休息。 1959年初，周恩来乘飞机经过故乡淮安上空，他请求机长稍降飞行高度，让他能多看一眼那片熟悉的土地。然而，机长提议再盘旋一周时，周恩来考虑到国家资源的节约，坚决摇头拒绝。 1960年春，又一次在北京，淮安县委书记刘秉衡去探望周恩来。周恩来详细询问了故乡的各个标志性地点。尽管他已离开故乡50年，但对每一个细节仍记忆犹新。刘秉衡也发出邀请，希望周恩来能抽空回家乡。周恩来感叹道，工作繁忙，只能等待合适的时机。 然而周恩来总是忙于平息各种政治动荡，以保证国家的稳定运行。他的健康状况每况愈下，但依然坚持工作至深夜，甚至在办公室门上贴了大字报，提醒他注意休息。国际友人胡志明也曾劝他多休息以保健康，但他依然无法放下手头的重担。 直到1974年，即使身患癌症，周恩来依然坚持每日长时间工作，无暇顾及个人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