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红卫星”超重，孙家栋坚持拆掉毛主席像章，然而周总理却说道“你看我们人民大会堂，哪儿也没有毛主席的头像。” 1970年4月24日，“东方红一号”卫星顺利发射并进入预定轨道。发射后不久，地面站成功接收并转播了《东方红》乐曲，这标志着中国成为继苏联、美国、法国和日本之后，第五个独立发射卫星的国家。 1958年，毛泽东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宣布中国也将迈入人造卫星的行列，并提出了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宏伟目标。 在技术封锁和国内资源匮乏的困难环境下，中国科学院迅速反应，组织起了一支专门团队，代号为“581”。这一代号不仅标志着1958年的首要任务，也象征着中国科学院在这一年里的重大承诺。 钱学森被任命为该研究组的组长，赵九章担任副组长。他们肩负着设计并建造中国第一个卫星的重任。 尽管受到了国际合作的限制，1958年10月，中国还是尝试通过派遣代表团到苏联进行学习和交流，但遭遇了冷遇。苏联的回应让中国科学家深刻意识到，必须依靠自身力量来发展太空技术。 研发团队最初被安置在北京西苑的一座旧小楼中，尽管设施简陋，但这里成为了他们科研的摇篮。在这里，团队成员展开了火箭与卫星设计的初步工作。为了适应严格的保密要求，所有成员都必须上交个人笔记本，一切通讯使用代号。 随着工作的深入，团队意识到仅凭热情和现有知识是难以完成这项艰巨任务的。因此，钱学森在1959年向中央建议，需要更多的年轻理工科毕业生加入项目。这一提议得到了批准，一批优秀的年轻大学生随后加入了“581”研究组。 尽管中央在1960年因经济困难而决定暂停卫星研制工作，但探空火箭和核武器的研发仍在继续。这一期间的经验为后续的太空探索项目积累了宝贵的技术和经验。到1964年，中国在卫星能源、温度控制、结构设计和测试设备等方面取得了关键技术突破。 在1965年5月，周恩来总理指示中国科学院应具体制定第一颗人造卫星的发展方案。科学家们不仅在短短十天内提出了初步设想，还向总理详细汇报了系列规划方案。 随后，这项计划迅速得到了政府的高度重视和批准。周总理于8月召开会议，明确将该卫星研制工作上升为国家尖端技术发展的重大任务，并赋予项目“651”代号。科学家们提议将卫星命名为“东方红一号”，这一命名不久后获得了中央政府的正式批准。 在技术层面，10月召开的卫星总体方案论证会上，明确了“东方红一号”卫星的主要任务：测量卫星本体的工程参数及空间环境参数，为后续的卫星轨道测量与无线电遥测技术打下基础。 会议还强调了卫星的政治影响力，提出卫星需在技术上超越苏联和美国的初代卫星，具备更高的质量、更长的寿命和更先进的技术。 孙家栋，“卫星之父”，为项目制定了四大技术要求：卫星必须成功发射入轨（“上得去”）、地面站必须能实现对卫星的有效控制（“抓得住”）、卫星播送的音乐必须清晰传回地面（“听得到”）、卫星需要在轨道上肉眼可见以提振国民士气（“看得见”）。 实现这些技术目标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是前所未有的挑战。特别地，解决卫星可见性问题时，设计团队采用了创新的“围裙”设计方案。 这种由特殊材料制成的结构安装在末级火箭上，在卫星进入轨道后展开，形成巨大的反光面，以增强卫星反射太阳光的能力，使其在夜空中亮度足以肉眼观察。而音乐播放方面，设计团队面临的挑战是如何保证音质和信号的清晰传输。 孙家栋和音乐装置的设计者刘承熙通过技术探索，结合了火车站钟声和铝板琴的音色，创造了既纯正又韵律明确的《东方红》乐曲。为了让地面上的普通收音机能接收到卫星信号，最终决定使用地面站转播的方式来传输音乐。 然而，新的挑战随即出现：卫星超重。原因在于，各研制单位在制作各自的分系统时，为表达对毛泽东主席的敬意，纷纷在部件中嵌入毛主席的像章，这不仅增加了卫星的质量，还引入了潜在的安全隐患，因为每个像章都可能影响卫星的散热和材料完整性。 在解决这一问题的过程中，孙家栋曾向时任总理周恩来汇报情况，提出了这一情况。周恩来总理的回应体现了其深刻的政治智慧与科技前瞻性，他指出，虽然对毛主席的敬爱是值得肯定的，但在科技工作中必须摒弃非理性的个人崇拜，将科学性放在首位。 在周恩来的指导下，卫星研发团队去除了所有不必要的负载，最终保证了“东方红一号”卫星的成功发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