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某酒吧男顾客豪掷5000元购买“花环”打赏走秀女郎，携其酒店开房后被警方认定嫖娼，重罚拘留10日+5000元！男顾客不服，提起诉讼。庭审中，案件暴露三大漏洞：一是，5000元打入酒吧账户，表演者仅分得3000元，另2000元竟成“虚拟打赏”，资金流向断链；二是，开房2小时≠发生关系，警方未提取关键生物证据，全案靠“推测”办案；三是，双方全程零交流性交易，花环消费竟成“变相嫖资”？经过审理，法院这样判决。网友直呼：不能把“暧昧”当“实锤”！
（案例来源：裁判文书网）
2019年4月21日凌晨，某酒吧内灯光迷离，T台走秀环节正在上演。
顾客吴建武（化名1977年生）被工号729的走秀女余小晚（化名）吸引，通过酒吧特有的"花环"消费模式（顾客以200-5000元购买虚拟花环赠予表演者，收益由表演者与酒吧分成），向营销主管杨俊驷微信转账5000元。
当晚，吴建武携余小晚前往仙游宾馆开房，事后余小晚返回酒吧，杨俊驷向其转账3000元，剩余2000元转为花环充值。
同年4月26日，县公安局在扫黄行动中发现该酒吧存在组织卖淫嫌疑。
经调查，认定吴建武于4月21日支付5000元嫖资与余小晚发生性关系。
2019年9月11日，公安机关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66条对吴建武作出行政拘留10日并处罚款5000元的决定。
吴建武坚称未发生实质关系且受诱供，遂提起行政诉讼。
在庭审中，双方发生激烈争辩：
吴建武提出如下主张：
其一，花环系正常消费，与余小晚无直接金钱往来；
其二，无证据证明发生性关系，宾馆监控缺失；
其三，笔录系警方诱供，无同步录音录像佐证。
警方则不予认可，提出如下抗辩：
其一，花环金额异常高于常规消费（200-5000元）；
其二，杨俊驷事后转账3000元给余小晚符合嫖资分成模式；
其三，当事人自认开房目的具有违法性。
那么，法院会如何判决呢？
1、支付款项性质的认定：消费行为与嫖资的边界？
本案核心争议之一在于5000元“花环”是否属于嫖资。
根据酒吧经营规则，顾客购买花环属于对表演者的打赏，平台与表演者按比例分成，形式上具有文化消费属性。
但公安机关认为该笔款项异常高于常规花环金额（200-5000元区间上限），且后续杨俊驷向余小晚转账3000元的行为符合“嫖资分成”特征。
《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六十六条并未限定嫖资支付方式，但需证明资金与性交易存在直接对价关系。
本案中，吴建武的5000元支付对象为酒吧而非余小晚本人，资金进入酒吧账户后，仅有60%转至余小晚（3000元），其余40%转化为花环充值。
这种“平台抽成+二次分配”模式与典型嫖资“点对点支付”存在本质差异，无法直接推定余小晚实际获利的3000元系性服务对价。
本案缺乏双方关于性交易金额的明确约定，仅凭单次高额消费难以突破民事法律行为的外观，更需结合其他证据补强。
2、主观合意的证明难题：默示行为与违法意图的区分？
卖淫嫖娼构成要件要求双方就是否发生性关系及对价达成合意。
本案中，吴建武与余小晚未直接沟通性交易内容，争议焦点在于“带出台开房”行为能否推定存在违法合意。
酒吧行业中，“带出台”通常指顾客邀请表演者离开场所进行私下互动，其性质可能涵盖正常社交、商务伴游或违法交易。
公安机关将“带出台”直接等同于嫖娼预备行为，忽略了中间状态的合法性。根据公安部公复字[2003]5号批复，认定卖淫嫖娼需证明“主观上已就性交易达成一致”。
而本案缺乏以下关键证据：吴建武与余小晚关于性服务内容、价格的对话记录；余小晚对收取款项性质的确认（如明确表示系性交易报酬）；其他证人证言佐证双方合意（如酒吧工作人员指认交易惯例）。
3、证据充分性审查：行政诉讼的证明标准？
公安机关处罚依据主要为当事人笔录、转账记录及余小晚证言，但是，行政处罚要求符合“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
本案中，认定性关系发生的关键证据（如体液检测、监控录像、开房时间与性行为实施时间的对应性）均未获取，仅依赖当事人事后陈述。而吴建武在诉讼中推翻原有供述，主张未发生实质关系，公安机关又无同步录音录像证明取证合法性，导致言辞证据证明力大幅削弱。
通常而言，行政处罚需形成“动机—预谋—实施—结果”的完整证据链。本案中：无证据证明吴建武进入酒吧前即有嫖娼意图；支付花环时未与余小晚直接协商性交易内容；宾馆停留时间、行为轨迹等间接证据缺失；余小晚所称获利的3000元无法排除系正常劳务分成。
最终，法院以警方处罚依据不足予以撤销。
对此，大家怎么看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