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62年，明朝灭亡后，名将李定国的数千残部进入缅北，聚居于阿瓦河东百里，被称之为“桂家”、“敏家”，这数千明朝官兵及其后裔亦自称“果敢族”。 明朝的灭亡是一个充满戏剧性的历史转折点。1644年3月，李自成攻占北京城，崇祯皇帝在景山自缢，大明王朝的统治在北方宣告结束。 南方明朝旧臣先后拥立了四位皇室后裔称帝，史称＂南明＂，但在清军的打击下，福王、鲁王、唐王的复明行动相继失败。 1646年初，桂王朱由榔在李定国、白文选的护卫下，带领1500名随从离开南京，南迁广州。在广东肇庆登基称帝，以永历为年号。 不久清军南下，朱由榔被迫辗转流亡贵州、广西和云南。1658年12月，永历帝在昆明建立＂滇都＂，然而吴三桂率清军追击而至。 1659年正月，永历帝领1500名官兵逃往缅甸境内，缅王收留。1660年，吴三桂追至缅甸，要求缅王交出朱由榔。 1661年5月，缅甸发生政变，莽白杀死其兄长自立为王。为避免卷入中国内战，莽白先除掉永历帝的随行官员，后拘捕永历帝及其眷属。 永历帝及其眷属25人被缅甸交予吴三桂，押解回昆明，囚禁于金禅寺内。1662年，永历帝在昆明逼死坡被吴三桂用弓弦勒死，明朝正式灭亡。 得知永历帝遇害的消息后，李定国率领千余明朝溃兵进入缅北荒山麻栗坝。这片区域地处偏远，环境恶劣，周边居住着掸、克钦和克伦等原始部族。 麻栗坝因盛产麻栗树而得名，位置在今日果敢首府老街所在地。明军到来之前，这里几乎无人居住，成为这支明朝残部最后的庇护所。 这群明朝遗民在这片荒芜之地艰难生存，开垦荒地，建立村落。他们成为缅北麻栗坝地区的最早定居者，是今天果敢人的先祖。 在同一时期，欧洲移民也驾驶＂五月花＂号到达美洲，开始了拓荒生活。两群背井离乡的人，在地球的两端，同时开启了各自的异乡生存之路。 十七世纪末期，清政府虽在缅甸设立了＂木邦宣慰司＂，但由于地处偏远，难以实际管控。在这片＂化外之邦＂，果敢土司既不臣服于清朝，也不受制于缅族政府。 1739年，麻栗坝发生了一场重要变革。当地村民杨献才成功击退土匪入侵，随后被推举为新的麻栗坝首领，这标志着杨氏家族统治的开始 杨献才去世后，其子杨维兴继任土司之位。在杨维兴及其四个弟弟的共同努力下，麻栗坝的领土扩张了十倍之多。 1759年，杨维兴的儿子杨有根接任土司。在他的统治时期，＂果敢＂一词开始被广泛使用，标志着这片区域逐渐形成了独立的行政体系。 到了1804年，果敢的疆域东至大硐，西至螃蟹河，北至金念，南至羊哨。清朝政府经常派代表前来视察边界情况，将果敢纳入云南永昌府（今云南保山）管辖范围。 1840年是果敢政权发展的重要转折点。杨氏第四代领导者杨国华获得清朝政府正式册封，成为世袭麻栗坝县土司。 为了维持地方安定，杨氏土司采取了双重进贡的策略。他们一面接受清朝的册封，一面向缅甸进贡，以此维持与两个强权之间的平衡。 土司在果敢地区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每当土司外出，都有盛大的仪仗队伍相随：两面大锣开道，六名旗手护卫，三十名卫兵随行，土司骑马走在卫队中央。 然而，1897年的《中英续议缅甸条约》打破了这种平衡。李鸿章与英国签订条约，将果敢划入英属印度的势力范围。 尽管条约已经签订，但实际执行并不彻底。当地的中国地方政府和民众仍将中国镇康、沧源、耿马、龙陵及缅甸果敢统称为麻栗坝，在他们的观念中，这片区域仍是一个完整的整体。 这种特殊的政治地位，使果敢在近代以来一直处于一种微妙的平衡状态。它既保持着相对独立的自治权，又不得不在多个政治势力之间周旋。 果敢人对明朝文化的坚守超越了三个世纪。与中国内地经历满清统治和辛亥革命的历程不同，果敢始终保持着明朝末期的文化传统。 这片区域的行政体系沿用明朝官制，设有守备、千总、把总等职位。官员的服饰、礼仪、制度都遵循明朝规制，一直延续到二十世纪中期。 果敢男子从未剃发留辫，保持着明朝时期的发式和服装。这种坚持体现了他们对汉文化的执着，也成为区别于清朝统治下中国内地的显著特征。 在教育方面，果敢的学校依然使用《三字经》等传统教材。庙宇里供奉着孔子和关公，延续着中华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核。 果敢方言是一个独特的语言体系，保留了95%的汉语成分。其中很多用语和发音仍然保持着明朝官话的特点，是研究明代汉语的重要参考。 这种语言形态经过几百年的演变，也吸收了缅语、傣语等当地少数民族的词汇。这种语言的融合反映了果敢人在保持文化传统的同时，也与周边民族进行了文化交流。 果敢人一直强调自己的血脉源自南京应天府柳树湾。这个地点位于南京城东南角，今天的御道街一带，当年是驻扎大量军队的重要地区。 这种血脉渊源不仅存在于口头传说中。1983年，云南省弥勒县政府曾向南京相关部门发函，要求协助查证这一历史渊源，最终得到了历史专家的确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