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长清在临刑那天，站在行刑场上，脸上没有半点悔意。 他说：“我是建国以来被判死刑的最高级别官员，可以载入史册。”警察冷冷回了一句：“你比不上刘青山张子善。” 他还不服：“我是副省级，他们只是地委书记。” 在这个权力等级还要争高低的瞬间，一个曾经从山沟沟里出来的“寒门学子”，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枪响之前，没人会想到，这个曾经手握大权的人，是怎么一步步把自己送上死路的。 胡长清出身不高，1951年出生在湖南益阳一个穷得叮当响的农家，小时候天天放牛，吃的是野菜窝头。 他从小有点能耐，能说会写，长大后当了兵，后来转业当上了干部，一路爬到文化部办公厅主任，再调到江西当了副省长。 他干得风生水起，谁也没想到，这人表面光鲜，背地里却是个“老狐狸”。 他干坏事不是一朝一夕，是从骨子里贪。 1995年到1999年，他在江西当副省长时，一共受贿542.75万元，当年是天文数字。 要是换算到现在，那就是三千多万，他拿钱拿得心安理得，有时一笔就是几十万，关键是他拿钱的方式多得让人瞠目结舌。 有人请他办事，他不直接说要钱，他把自己的书法往那一搁，说：“你喜欢就拿去。” 过两天，那人就送回来个信封，里面装着几万块钱，说是“润笔费”。 还有企业老板想巴结他，他不直接收钱，反而让对方给他情妇买房、买车。 最过分的一次，他直接开口让企业老板安排陪侍，说是“有人照应生活也正常”。 他用化名“陈风齐”在外面转账，住酒店从不用真名，他身边围着一圈情妇，不仅白天陪吃喝玩乐，晚上还要一起算账。 他老婆孙凤珍也不是省油的灯，1999年事情败露后，她试图偷偷转移300万现金，结果被查个正着。 胡长清倒台是因为“色”字这道关没过去。 1999年昆明世博会期间，他本该跟代表团出席活动，结果擅自离队，跑到广州找情妇幽会。 他那天用假身份证入住酒店，正赶上公安排查假证件，结果被当场逮住，他随身带着两万块现金，一查身份，才发现是江西副省长。 这一抓，就扯出一大堆事，他的情妇名下有多套房产，全是别人送的。 钱从哪来？一查就清楚了，再加上老婆孙凤珍偷偷倒腾的那300万，公安很快把他的贪腐链条理得一清二楚。 纪委和检察院迅速介入，成了全国性的大案。 2000年2月15日，南昌中院开庭宣判。胡长清穿着整整齐齐出庭，听完法官念完罪状，他当庭认罪。 他嘴里还说：“我没褚时健拿得多，他收的钱比我多多了。”还说自己是“书法家”，希望法院网开一面。 这套说辞谁都不信，书法家拿毛笔不是为了挣钱，是为了修身养性，他倒好，拿书法当工具挣钱，哪有道理。 他上诉到江西高院，还是被驳回，他又写信请求：“留我一命，我可以改造。”还想分点家产给老婆孩子。 可惜，这种贪得无厌的人，一旦栽了，再说什么都没人信了。 行刑完那一刻，他的“副省级光环”彻底褪去，成了被反腐斗争写进历史的例子。 最让人议论纷纷的是他临终那句话：“我是建国以来被判死刑的最高级别干部，可以载入史册。” 他似乎还想用这句“壮语”洗白自己，好像成了反腐历史的“标志人物”。 可事实摆在那，他不是为国家牺牲，也不是替人民干事，他是因为贪钱好色才被推上断头台的。 有法警当场怼他：“刘青山、张子善你比得了？你也配？” 刘青山和张子善是1952年被枪毙的高官，当时是天津地委书记，级别说高不高，可影响很大，是新中国反腐第一案。 胡长清非得抬杠，说自己副省级，比地委书记高级。 胡长清不是一上来就坏透了，他年轻时吃过不少苦，6岁放牛，靠着读书跳出农门。 参军后表现好，还当过团政治处主任，他也拼过命，搞过文艺，写过文章，当过文化部干部。 可越往上爬，越觉得不满足，他看着北京那些有权有钱的人，心理就不平衡了，他跟身边人说：“别人能开豪车住别墅，我凭什么拿死工资？” 他偷偷办了个假的北大文凭，拿出去说自己是“北大毕业的高级知识分子”。 这文凭后来被戳穿，连同他的虚伪人设一块崩了。 他调到江西当副省长后，发现地方权力更好用，谁求他办事都得客客气气，他越用越上瘾，渐渐就失了分寸。 胡长清案后来被写进多个官方反腐材料里，成了“改革开放后首位被枪决的副省级官员”。 这句话看着吓人，其实也让人唏嘘，一个曾经想“寒门逆袭”的人，最后败在了自己的贪欲上。 他不该死在枪口下，他该死在他心里的那团火上——那种权力加金钱的火，烧尽了他所有的人性和底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