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欧洲启蒙运动 看美国反智传统
站在罗马达文西机场候机室，浏览各国报纸头版新闻。德国《法兰克福汇报》关心为自由而治理，而《南德日报》则关注能源与燃油车禁令。美国《纽约时报》头版为线上诈骗集团高效洗钱。意大利《自由报》头版标题为特朗普斥责普京：“我非常生气”，意大利《共和报》的头版也是特朗普挑战普京，将对俄罗斯商品加征25%关税。在这些新闻标题的背后，可以看出欧洲与美国两种截然不同的文明思维，一条源于欧洲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脉络，另一条则是根植于美国建国以来的反智传统。
欧洲启蒙运动的诞生，可追溯至十五世纪君士坦丁堡陷落后，大量拜占庭学者携带古典文献流入意大利，催生文艺复兴。这场思想与艺术的复兴，打破宗教与王权垄断，让人文精神与科学理性重新成为社会核心。十七、十八世纪，启蒙运动更进一步质疑君权神授，主张透过理性与知识解放人类，提出自由、平等、法治与人权等现代政治理念。伏尔泰、卢梭、康德等思想家，不仅重塑欧洲，也深深影响美国独立战争与法国大革命。《美国独立宣言》中“人人生而平等”理念，即是启蒙运动具体体现。
然而，当启蒙运动在欧洲推动知识、理性与批判精神时，彼岸的美国，却孕育出截然不同的政治文化。美国自建国以来，其政治与社会基础并非欧洲精英知识体系，而是清教徒移民带来的福音派信仰与庶民实用主义。这群移民相信与上帝直接对话，鄙视繁複的神学辩论，强调经验、直觉与信仰，抗拒知识分子与专业权威介入。正如历史学家霍夫士达特在《美国的反智传统》书中所指出，美国社会自始便存在一种根深蒂固的“反智”心态，认为“与智识愈近，离上帝愈远｣。将专业知识与理性思辨视为高高在上，偏好诉诸庶民情绪与实用经验。
这种反智文化，随着美国民主政治与商业社会发展，日渐深化。政治人物不再以博学或理性见长，而是以亲民形象与“常识”口号取胜；企业精英贬抑高等教育与专业知识，将成功归功于个人意志与市场经验。从杰佛逊因博学遭质疑领导力，到田纳西议员以不识字自豪，再到钢铁大王卡内基抨击大学教育，美国的反智思维几乎渗透至各阶层，成为一种文化结构。
这股反智现象在特朗普执政更展现得淋漓尽致。特朗普所谓“让美国再次伟大”口号，以及对于气候变迁、多元价值以及否定国际合作，不仅是选举策略，更是根植于美国历史的反智文化。他诉诸情绪与庶民愤怒，将复杂的国际问题简化为零和游戏，并以直觉式的“交易逻辑”取代理性政策分析。这种思维在四月二日开徵“对等关税”的政策体现无遗，特朗普将其称为“美国解放日”，试图以关税惩罚贸易伙伴，回应美国庶民对经济困境的情绪需求，却无视全球贸易体系的长期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