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几个日本兵冲进饭店，赶走所有客人，将怀孕三个月的朱巧妹拖进房间，撕碎衣服，轮流欺负。直到晚年她揭秘一个让人惊讶的秘密。 朱巧妹1910年出生在上海松江一个普通家庭，家里房子破旧，木窗漏风，屋顶常年滴水。她小时候随父母搬到崇明县，住在一个被田野包围的小村子，村里小路泥泞，路边桑树成排。她从小就聪明能干，15岁那年徒步到县城，在商务印书馆当订装工。工作间里纸张堆满桌子，油墨味刺鼻，她用粗糙的双手装订书页，汗水常滴在纸上。她干活认真，每天忙到深夜才回家，脚底磨出厚茧。 18岁时，她嫁给了崇明庙镇的周守文，一个老实巴交的庄稼汉，皮肤黝黑，手掌粗糙。婚后，他们一起操持家务，白天下地干活，晚上缝补衣物，生了两个孩子，日子清贫但平静。 1932年，日军轰炸商务印书馆，她眼看着工作的地方变成废墟，失去了收入来源。战火逼近崇明，她和丈夫带着孩子搬到郊外，用竹子和泥巴搭了间小屋，开了一家“永兴馆”小饭店。饭店不大，门口挂着块旧木牌，里面几张桌子被炊烟熏黑。她每天早起做饭，端菜记账，挺着孕肚忙碌，日子虽苦却有盼头。 1938年春，日军占领崇明，庙镇成了他们的据点。镇上街道不再安静，日本兵穿着军靴到处横行，镇中心建起一座炮楼，空气中满是火药味。那天中午，永兴馆里客人正吃着饭，朱巧妹挺着三个月的孕肚在柜台后记账。 突然，几名日本兵撞开大门，挥手赶走所有客人，桌上的碗碟被扫到地上，汤汁四溅。她想逃，却被抓住手臂拖到后屋，衣衫被撕碎，孕肚暴露在外。她哭喊求饶，可没人理会。几名士兵轮流施暴，她的哭声传遍饭店，门外却一片死寂。 此后，日军常来饭店，将她拖走，甚至强迫镇上另外六名女子组成“慰安组”。这些女子被迫离开家，家中常传出砸东西的响声。朱巧妹生下孩子两个月后，又被拖走，士兵挤干她的乳汁后继续施暴。她身心俱疲，噩梦无休无止。晚年，她在一次采访中揭露了一个惊人秘密：这七名女子中，有她的婆婆梅姐、姨妈凤姐和远房姐姐周大郎。四位亲人同受折磨，这个真相让人心头一沉。 1939年，日军撤离庙镇，炮楼荒废，野草爬满墙头。朱巧妹和其他女子终于解脱，但她的身体已垮掉，走路要拄杖，咳嗽不断。丈夫周守文加入抗日游击队，常年在山里作战，衣服被树枝刮破。可一次行动中，他被日军伏击，双手被绳子捆住拖到河边，鲜血染红河水，尸身被扔下河。她得知噩耗后，独自养三个孩子，靠给人缝衣糊口，手指常被针扎出血，收入只够买点粗粮。 解放后，周守文因没书面证明未被认定为烈士，她抱着他的旧衣服站在村口发呆。她守寡一生，家里的老屋墙皮脱落，屋顶摇摇欲坠。晚年，她肾炎缠身，双腿肿胀，头痛难忍。一次采访中，她坐在竹椅上，面前放着一碗凉透的稀粥，缓缓说出“慰安组”里有她四位亲人的秘密，声音沙哑低沉。她让儿子代她向日本政府诉讼，儿子拿着发黄的诉状四处奔走，可她躺在病床上，床边只有个破水壶，等不到任何回应。去世时，她攥着一块旧布，上面有她年轻时绣的花，针脚已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