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9月，我军恢复实行新的军衔制。这是时任军委委员兼总参谋长迟浩田代表军委向开国上将陈锡联授予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1988年9月，在人民解放军恢复实行新的军衔制之际，一个庄严而隆重的授勋仪式在京城举行。军委委员兼总参谋长迟浩田，代表中央军委向开国上将陈锡联授予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以表彰他为革命和建设事业建立的不朽功勋。 授勋仪式上，迟浩田在为老首长陈锡联佩挂勋章时，心中充满了崇敬和自豪。他与陈锡联有着特殊的渊源。早在迟浩田还是北京军区副政委时，陈锡联就是他的顶头上司，担任军区司令员。那时，迟浩田就以陈锡联为榜样，向他学习，受他指点，领略了这位战功赫赫的老将军的风采。 能代表党中央、中央军委为陈锡联授勋，迟浩田倍感荣幸。他回想起自己在陈锡联手下工作的日子，那段时光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陈锡联虽然军衔显赫，但待人却非常谦逊。他常常和迟浩田谈起自己的战斗经历，毫无保留地传授作战指挥的经验。迟浩田也经常向陈锡联请教军事理论和实践中的难题，陈锡联总是耐心解答，给他以启迪和指引。师徒二人的情谊，在共同的革命理想中升华。 迟浩田铭记老首长的教诲，表示要以实际行动把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和红色基因传承下去。他要求自己，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提高政治工作水平，做好官兵的思想政治教育，激励大家练好军事技能，时刻准备应对各种挑战，守卫祖国的安全。这是革命军人的神圣职责，也是老一辈革命家的殷切期望。 迟浩田，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国政府的重要领导人，他的政治生涯贯穿了中国近现代历史的重要阶段，从军队建设到国家防务，迟浩田在多个关键领域作出了深远的贡献。从1970年代的基层岗位到1990年代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迟浩田的职业生涯充满了军事智慧、政治手腕与坚定的民族责任感。 1970年代初，迟浩田开始逐渐步入中国军队的高层领导。在1973年至1977年期间，迟浩田担任北京军区副政委。这个时期的北京军区，正是一个复杂而关键的军事和政治阵地，承担着全国首都的防务任务。在这个岗位上，迟浩田不仅在军队的日常管理中发挥重要作用，还在中国军队的思想政治工作中作出了重要贡献。与此同时，迟浩田还在《人民日报》社担任负责人及副总编辑，兼顾军事和媒体领域的职责，这为他之后在中国政治和军事中的多重角色奠定了基础。通过这一时期的锤炼，迟浩田深刻理解了信息战与舆论战对现代军事建设的重要性，也提升了他在国家层面的沟通与协调能力。 1977年以后，迟浩田的军事生涯迎来了新的高峰。首先，他被任命为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总参谋部政治部主任，这一职务使他成为中国军事决策的重要一员。总参谋部在中国军事体系中占据核心地位，负责制定国防政策、指挥调度军队。在这一岗位上，迟浩田参与了大规模的军事现代化进程，尤其在改革开放初期，推动军队的科技化、信息化建设。与此同时，他还在1970年代末期的中越边境冲突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确保军队能够迅速、有效地应对外部威胁。 1987年11月，迟浩田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兼总参党委书记。在这一重要职务上，他的职责进一步拓展，成为中国军队最为核心的领导者之一。作为总参谋长，迟浩田不仅要负责军队的作战指挥和战术布局，还必须在军事战略层面上做出长远规划。这个时期，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特别是冷战的结束，迟浩田迎来了中国军队转型和军事战略调整的关键时期。在他的领导下，解放军开始更加注重现代化建设，不仅提升了作战能力，也加强了军队的政治思想工作。 进入1990年代，迟浩田的政治角色逐步上升。1992年，在中共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迟浩田当选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意味着他在中国军事领域的影响力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1993年，他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部长，正式成为国家级防务决策的核心领导之一。作为国防部部长，迟浩田积极推进国防现代化，推动军队的现代化装备更新以及信息化建设。他主张加强中国军事科技的自主研发，尤其是在信息技术和武器装备上的发展。迟浩田深知，随着国际战略环境的变化，中国的国防建设不能仅仅依赖传统的军事力量，科技化和信息化是未来军力发展的方向。 在任职国防部长期间，迟浩田还推动了包括国防法在内的军事法制建设。他主持起草了中国的《国防法》，这部法律为中国的国防建设和军事现代化提供了法制保障，标志着中国在军队建设方面向更加法治化、规范化的方向发展。此外，迟浩田还在1995年被增补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并在1997年成为中共第十五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在这一期间，迟浩田继续加强中国军事力量的整合与提升，尤其在国际军事战略的调整与应对上，展现了卓越的军事视野与指挥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