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日军被苏联红军被押往了寒冷的西伯利亚。后来，活下来的日军战俘痛苦的回忆道：“苏联女军医会给我们体检，身体好的人还要被选去干最苦最累的活……”
日本人通常具有强烈的本土意识，相比起那些喜欢在外开拓的中国南方人，日裔在世界各地的分布较为稀少。然而，即便如此，也不是完全没有日裔社区存在。即便是在寒冷的俄罗斯，也有一些日裔生活在那里，其中一部分甚至曾是苏联的共产党员。日本人出现在俄罗斯的原因多种多样，有些是早期为了寻找生存空间而前往的，有些则是日本占领南库页岛后的移民，还有一部分则是传说中的“西伯利亚滞留者”。
这些“西伯利亚滞留者”是二战后因日本战败而遗留在俄罗斯的日裔。从他们的回忆录中，人们很少看到与日本军人回忆录中常见的羞耻与痛苦感受相似的情节。事实上，这些被俘的日本军人从未认为自己是战俘，而是认为自己是被迫滞留在西伯利亚，进行开荒劳动的囚犯。
二战期间，日本陆军最为精锐的部队无疑是关东军，它直接由日本天皇指挥，拥有最先进的武器装备和充足的后勤补给，士兵的作战意志也非常强，因此被誉为“皇军之花”。尽管关东军是日本侵华的先锋，但在全面抗战爆发后，这支精锐部队并未南下继续侵略，原因并非关东军变得善良，而是由于他们的主要任务是防备苏联的进攻。
日本方面严重低估了苏联的集结速度以及苏联进入满洲的决心。当日军还在缓慢调动部队时，苏军已经开始了进攻，打响了苏日战争的第一枪。而在一周后，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投降，日军和伪军几乎立即停止了抵抗。对于关东军来说，大势已去，未能组织有效反击便必须成建制地投降，于是他们坚持称自己为“滞留者”而非“战俘”。
1945年末的西伯利亚，寒风刺骨。一列满载日本战俘的火车缓缓驶入了偏僻的站台。这些被俘的日军士兵，大多是在苏联红军发起远东战役时被俘的。他们衣着单薄，脸上带着疲惫和迷茫，踏上了这片陌生的土地。
战俘们刚一下火车，就被带到了临时搭建的医疗检查站。在这里，他们第一次见到了苏联女军医。这些女军医们身着白大褂，神情严肃地排查每一名战俘的身体状况。检查过程井然有序：先是体温测量，接着是体格检查，最后根据身体状况进行分类。身强力壮的战俘被编入伐木队和建筑队，体弱的则被分配做相对轻松的工作。
西伯利亚的战俘营分散在广大的西伯利亚地区，有的战俘被送去伐木场，有的被派往建筑工地，还有的被安排到铁路沿线工作。每天清晨，战俘们就要开始一天的劳动。在零下几十度的严寒中，他们要完成繁重的体力劳动：砍伐树木、搬运木材、修筑道路、建造房屋。
苏联对战俘实行严格的配给制度。每个人的口粮都根据劳动强度和身体状况来分配，营养不良的战俘能得到额外的补给。晚饭后，战俘们还要参加政治学习。苏联人特别重视对战俘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他们认为这可以帮助战俘建立正确的世界观。
战俘们住在简陋的木屋里，屋内只有最基本的设施。西伯利亚的冬季漫长而寒冷，即使是最坚强的人也会感到难以承受。有时候，饥饿会驱使一些战俘铤而走险，去偷取储藏室里的食物。但这样的行为一旦被发现，就会受到严厉的惩罚。
一些学者在日本战俘回国后，调查了近五万名死亡战俘的身份。调查结果显示，90%的死亡战俘是下层士兵，而高层军官的死亡率不到1%。这表明，战俘的死亡并非单纯由苏联方面造成。相比之下，苏联对日军战俘的待遇要比一些历史上更为惨烈的战俘营好得多。例如在“巴丹死亡行军”中，美军战俘遭受了日军的虐杀，而在奉天的美军战俘营中，盟军战俘同样遭遇了日军的虐待、饥饿折磨和活体实验。
在经历了集中营的艰苦岁月后，日战俘们的生活逐渐有所缓解。他们开始享有一定的自由，按日本的习惯，偶尔能够放假，组织一些业余的文体活动，甚至还可以举办音乐会。一些日籍战俘与当地的苏联女性结为夫妻，生下了混血儿。由于日本战俘通常不酗酒且顾家，苏联的女性也愿意嫁给他们。
1950年代，许多日战俘和他们的妻子被迫分开，并返回日本，但随着经济状况的改善，这些战俘开始向俄罗斯寄钱。到了90年代，苏联解体后，一些日战俘返回俄罗斯与家人团聚，甚至将自己的妻子和孩子接到日本生活。也有一些日本战俘退休后选择定居俄罗斯，与家人一起生活。
对于当时的日本战俘来说，唯一的希望就是能够回国。然而，苏联对于战俘的遣返有着严格的规定。战俘必须经过严格的考核，政治学习合格的优先遣返，不合格的则无法返回。大多数日本战俘在回国前需要改变自己的思想，并且要有家人的信件证明支持。没有家人支持的战俘，想要回国几乎是非常困难的。
尽管如此，苏联最终还是陆续释放了大部分战俘，生还者先是被转送到朝鲜，再到韩国，最终乘船返回日本。根据统计，除了113,000多名死亡的战俘外，其余战俘都最终回到了日本。而死亡的战俘中，大约有2万人是在1945年冬天死于极寒天气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