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5月，邓中夏被抓捕后，始终没有暴露身份。突然，叛徒林素琴高喊：“他就是

1933年5月，邓中夏被抓捕后，始终没有暴露身份。突然，叛徒林素琴高喊：“他就是邓中夏，是一名共产党！”浑身是伤的邓中夏怎么也没有想到，竟然会死在自己人手里！

“我是一颗小小的石头，静静地躺在泥土之中……”

电影《红红的雨花石》中的歌词，描述的正是南京雨花台出产的雨花石。这座小山位于南京中华门外，海拔仅60米，名字的由来颇为浪漫。传说一千四百年前，杏花微雨中，僧人云光在此讲经说法，感动上苍，落花化作雨点，因而得名。然而，这个原本富有诗意的名字，却在近代历史中蒙上了一层血色。

1927年，国民党在南京建都后，对中国共产党人展开了长达22年的残酷镇压，无数革命烈士在雨花台英勇牺牲。邓中夏便是其中之一。这位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中共最早的成员之一，以及毛泽东的挚友，在1933年被捕后于雨花台壮烈牺牲，年仅39岁。他的生命，定格在那片六朝烟水气中的清晨。

邓中夏出身优越家庭，良好的教育条件使他自幼博学多才。1901年，他入私塾读书，随后考入宜章县高等小学堂。1913年，他进入郴郡第七联合中学，受到一位留日归来的体育老师的启发。这位老师讲述了留学期间的屈辱遭遇，以及日本对中国的欺凌，深深触动了年少的邓中夏。他暗下决心，要通过努力学习让中国人扬眉吐气。

1917年，邓中夏随父亲邓典谟前往北京，并考入北京大学国文系。起初，他仅希望成为一位诗词章赋的爱好者，但国家的内忧外患让他意识到，单凭诗文无法救国。他渐渐认识到平民教育的重要性，组织起北大平民教育演讲团，带领同学们在街头宣传新思想、新教育。尽管遭遇重重困难，但他的坚持和努力取得了显著成效。

更重要的是，邓中夏在北大求学期间结识了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李大钊。在李大钊的引导和影响下，邓中夏开始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并逐步成为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他通过平民教育的实践，不仅磨砺了演讲才能，也坚定了投身革命的信念。

1933年9月21日，秋高气爽，雨花台上却凄风苍凉。就在这一天，一位坚贞不屈的共产党员，为了心中的理想和信念，将鲜血洒在了这片土地上。他，就是革命烈士邓中夏。

面对即将到来的死亡，邓中夏没有丝毫的退缩和恐惧。相反，他挺直了胸膛，昂起了头颅。在行刑的那一刻，他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声音洪亮而有力，穿透云霄。那一声呐喊，是对敌人的无畏和蔑视，更是对党和革命必胜的坚定信念。

死神的镰刀终究还是落下，年仅38岁的邓中夏英勇就义，把生命永远定格在了这一刻。他的身躯倒下了，可是他的精神却永远地矗立在雨花台上，化作一座永不磨灭的丰碑。

身负重伤的邓中夏，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脑海中闪过无数往事。他万万没想到，危急关头，叛徒竟然出自身边的同志。林素琴的背叛，如一把利刃狠狠地插进他的心脏。在狱中备受折磨的日子里，邓中夏始终咬紧牙关，没有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可就在他似乎看到一丝希望的时候，林素琴却亲手将他推向了死亡的深渊。

他深知，在这场残酷的斗争中，随时都可能失去生命。但他怎么也没想到，致命一击竟然来自自己人。这种背叛，比敌人的刀枪更加令他伤心欲绝。

狱中的岁月，邓中夏常常想起自己的妻儿。他们的安危时刻牵动着他的心。尽管生死未卜，邓中夏却丝毫没有动摇革命的决心。夫妻二人甘愿牺牲小家，成全革命事业这个大家。

1920年夏天，邓中夏从北京大学毕业，站在人生的重要选择关口。他的父亲为他谋得了一份北洋政府的优厚差事，满心希望儿子能够拥有安稳的前途。然而，当聘任书送到邓中夏手中时，他却坚决拒绝了这份机会。

面对父亲的严词质问，邓中夏平静却坚定地回答：“做官的人，都是对老百姓敲骨吸髓的。我不做官，我要做人民的公仆，做大众的长工。我要开创一个人人有饭吃、人人有衣穿的新天地。”

作为中国共产党内较早提出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的理论家之一，邓中夏在1923年“二七”罢工后发表了许多有影响力的文章，如《论工人运动》《我们的力量》等。他清醒地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特性，指出无产阶级是国民革命的核心力量。

1928年，邓中夏作为中华全国总工会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赴莫斯科出席赤色职工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期间，他和妻子李慧馨及年幼的孩子团聚，留下了唯一的一张全家福。照相不久之后，邓中夏回国投身革命，妻子也随之调回国内，而孩子则留在苏联保育院。从此，这个孩子失去了父母的音讯，组织多次努力寻找，依然未果。

1930年，邓中夏回到国内，担任湘鄂西特委书记，与贺龙、周逸群共同领导根据地的武装斗争。然而，1933年5月，他在上海工作时不幸被捕。叛徒出卖了他的身份，消息传到蒋介石耳中后，蒋立即下令将他押解南京国民党宪兵司令部监狱。

在狱中，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和金钱利诱，邓中夏展现出了钢铁般的意志。他对狱中的地下党支部负责人坚定地说：“请告诉大家，就是把邓中夏的骨头烧成灰，邓中夏还是共产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