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老太太从外面回来的时候，背着一小袋小米，已经饿了几天的战士 们，立即接过小米饭狼吞虎咽吃了起来，可是吃着吃着，战士们发现有些不对劲儿！原来是老太太的女儿没跟她一起回来。
抗战爆发后，中国妇女在民族危难中被唤醒，她们的民族解放意识与自我觉醒意识同时高涨。1939年7月，毛泽东在中国女子大学开学典礼上强调：“假如中国没有半数的妇女的觉醒，中国抗战是不会胜利的。”抗战之初，妇女领袖何香凝、史良等人发出疾呼：“这是民族生死存亡的时刻！不愿做亡国奴的姊妹们，都站出来吧！能出力的出力，能上战场的上战场，能救护慰劳的就做救护慰劳的工作。”
1937年秋，太行山抗日烽火燃起。八路军和决死一纵队军官教导团先后进入武乡地区，受到党组织和妇女团体的宣传感召，一批先进妇女投身抗日队伍。故城编村的女共产党员李念九、弓巧英、李廷华、常启仍、李爱英等12人参加了决死总队，武瑛、王克强等人加入了县游击队，段村的王秀花等4人也走上革命道路。这些女性中，有知识妇女，也有因封建束缚或家庭贫困而毅然选择抗日的普通妇女。她们有的抛弃了封建家庭的枷锁，有的摆脱了家庭暴力，接受革命思想后，义无反顾地投身革命。
1938年4月，日军主力发动“九路围攻”，妄图在晋东南根据地围歼八路军。八路军在广大民众支持下粉碎了敌人的围攻，歼灭日军2000余人。这场战斗中，各级妇救会动员妇女开展坚壁清野，参与救护和慰劳工作。在亲历日军的暴行后，妇女们对敌人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日军所到之处，奸淫杀戮，千年古城被焚为废墟，浊漳河水被屠杀染红。仅县城就有20名妇女被集体奸杀，其中包括十三、四岁的儿童，遭受虐待后，竟被刺刀挑开腹部，全县被杀害的无辜民众达1500余人。面对这些惨绝人寰的暴行，妇女们愤然觉醒。
1940年的一个春夜，山东费县的一个小村庄里，几名八路军战士正围坐在一位老大娘的家中。这位老大娘名叫方兰亭，是当地一位普普通通的农家妇女。饥肠辘辘的战士们，正狼吞虎咽地吃着方大娘做的小米饭。小米的香味弥漫在小小的土坯房里，一扫战士们连日的疲惫与饥饿。
可是，吃着吃着，战士们渐渐发现了不对劲。往日里，方大娘的女儿小兰总是在一旁帮忙张罗，可今天，小兰的身影却不见了。＂方大娘，小兰到哪儿去了？＂一位年轻的战士停下吃饭的动作，疑惑地问道。方大娘闻言，似乎有些慌乱，支支吾吾地说:＂没事儿，她有点儿事出去了。你们吃你们的。＂
战士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心里都有些不安。他们虽然初来乍到，却也了解最近山东的情况有多艰难。自从去年闹了灾荒，加上鬼子的搜刮，百姓们早已是家徒四壁，食不果腹了。方大娘一个人拉扯女儿小兰过日子，日子过得有多辛苦，战士们不难想象。如今小兰不见了踪影，
于是，战士们放下了碗，围到了方大娘身边，再三追问小兰的下落。被问得紧了，方大娘终于红着眼眶，道出了实情。原来，为了给战士们做这顿饱饭，方大娘偷偷把小兰送作了人家的童养媳，换回了这二十斤小米。小兰，不过十来岁的年纪，就这样被母亲卖了。一听说这件事，在场的战士没有一个不流泪的。他们心疼这对母女的遭遇，也被她们的大义之举所震撼。
1938年至1940年间，由宋美龄任指导长的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妇女指导委员会，与各地妇女团体紧密合作，展开了支援抗战的广泛活动。1938年，妇指会发起寒衣运动，为抗战前线赶制了10万件棉衣；次年10月，又动员全国妇女完成了50万件寒衣的制作；1940年春，则组织起20万双军鞋的生产。
与此同时，妇女团体在全国范围内发起献金和购买国债的活动。1937年9月5日，上海妇慰分会率先行动，号召各界妇女踊跃捐资。在何香凝等妇女领袖的带动下，一个月内救国公债认购额达2.4亿元。1939年3月，重庆妇女界在一个月内筹集了63万余元献金，而山西、山东等地妇女同样积极响应捐款。徐州一名捡煤核的老妇，以及许多纱厂女工，将自己辛勤积攒的血汗钱捐献给伤兵和难民。到1939年底，全国妇女团体共募集法币1300万元，连同药品与其他金银首饰，总计物资价值超过5000万元。
中国妇女在抗日战争中不仅贡献了物资，还积极参军参战。东北抗日联军中有多个妇女团，人数多达600余人，赵一曼等英雄人物由此涌现。八路军和新四军中也有大量女战士，她们中既有牺牲在战场上的英雄李林，也有女指挥员如康克清、李贞等。广西女学生军在1938年长途跋涉到达鄂豫皖前线，坚持战斗不懈；浙江妇女营深入敌后打游击，一直坚持到1941年夏天。根据地的女民兵和女自卫队人数庞大，仅1941年的统计就显示陕甘宁晋察冀等地有209万名女民兵参与抗战。
女作家也以笔为刀枪，揭露侵略者罪行，激发民众斗志。萧红的《生死场》直面民族压迫，白山黑水的人民生死挣扎展现了不屈的生存意志；关露的诗歌则为前线战士和后方妇女送上精神鼓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