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5年，李鸿章说：新疆那不毛之地，不要就不要了！左宗棠大怒：166万平方公里，你可真大方！慈禧手一摊表示没钱支持，左宗棠一拍大腿：我就是自己借钱，也要收回新疆！
李鸿章，作为时任清朝的重要官员，对新疆的态度可以说是极具代表性的保守派观点。他认为新疆“那不毛之地”，在地理和经济价值上似乎并不足以为清朝倾注过多的资源和关注。对他而言，新疆的丧失，尽管是领土的缩减，但不会对大清的根本利益构成致命威胁。这种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清朝末年资源匮乏和国力衰退的现实困境。 然而，与李鸿章截然不同的是左宗棠的坚定立场。作为新疆地区的直接军事和政治负责人，左宗棠深知新疆对于大清的战略意义。地处中亚要道的新疆，一旦完全丧失，将直接影响到清朝的边防安全和对外贸易。左宗棠不仅关注新疆的军事和政治价值，更从民族团结和国家完整的角度，认为必须坚决收复新疆。他的这种坚定态度，与李鸿章的观点形成了鲜明对比。 在这种内部对立的背景下，慈禧太后作为清朝的实际统治者，面对新疆问题显得颇为犹豫。一方面，她不能完全忽视新疆的战略位置和民族团结的重要性；另一方面，朝廷的财政状况和国内外的压力又让她难以决断投入更多的资源去稳定新疆。这种矛盾的心态，使得清朝在新疆问题上的政策长时间处于摇摆不定的状态。 在这一历史关头，李鸿章和左宗棠在朝廷前的立场表达，虽无激烈辩论，却也各执一词，反映了大清晚期官员在国家大事面前的不同思考和选择。这一历史片段不仅是新疆收复战争前夕的政治斗争，更是清末民族主义和现实主义两种思潮的碰撞。
左宗棠在决定收复新疆的行动上展现了坚定的决心和周密的准备。在清朝内部对新疆的重要性持续辩论之时，左宗棠已经开始着手筹划军事行动的各个方面。首先，他向朝廷提交了一份详尽的奏折，不仅阐述了收复新疆的必要性，还详细计划了军事行动的具体步骤，这份奏折得到了一些朝中大臣的支持，这对左宗棠来说是一次政治上的胜利。 在得到了部分支持后，左宗棠接着着手解决军事行动中最为关键的资金和物资问题。他在上海设立了采办转运局，这个机构的主要任务是购买和转运军事所需的枪炮和弹药。为了筹集足够的军费，左宗棠不仅依靠国内资源，还向知名的商人胡雪岩借款，并在外国银行贷款，显示了他在资金筹措上的广泛联系和高效能力。胡雪岩的支持为军事行动提供了强大的经济后盾，使得左宗棠能够筹集到约1000万两白银的军费，并保证了足够的药品供应。 除了财务和物资的筹备，左宗棠还在人员和策略上做了周密的安排。他在汉口设立了后路粮台，负责转运从上海来的军需物资；在西安则设立了一个总粮台和军需局，确保前线部队的物资补给和后勤支持。这些举措体现了左宗棠对战争后勤的高度重视。 在兵力部署上，左宗棠精心安排了前线部队的结构和任务。他集结了大约7万名士兵，其中80多个营，近4万人被投入到第一线。这些部队在左宗棠的指挥下，逐步推进，精心布局，确保了军事行动的每一步都符合总体战略。
在这一系列的准备中，左宗棠还特别注重部队的训练和装备改善，他通过整顿和集训，提高了士兵的战斗力。他亲自监督部队的训练，确保每一个士兵都能在即将到来的战斗中，展现出最佳的状态。这种精细的管理和坚定的执行力，最终使得清军能够在1878年成功收复和阗，标志着新疆大部分地区的重回清朝的统治之下。这一系列行动不仅展示了左宗棠的军事才能，更凸显了他对国家和民族的深厚责任感。 随着新疆的主要地区陆续被收复，左宗棠面临的下一大任务是恢复与整顿新疆的行政和军事秩序。左宗棠对此采取了一系列明智且务实的措施，以确保新疆能够稳定下来，并重新融入到清朝的统治之中。他首先重建了新疆的传统土司制度，这一举措有效地利用了地方传统权力结构，以稳定各族群体的关系，并恢复地方治理。 左宗棠在新疆的行政重组中，特别强调加强与蒙古和柯尔克孜族领袖的合作，以团结各族人民。这种策略不仅有助于缓和民族间的紧张关系，也为长远的和平稳定奠定了基础。此外，左宗棠鼓励内地汉族和其他民族移民前往新疆，通过这种人口策略，促进了新疆社会经济结构的多元化，并增强了地区的经济活力。 在经济方面，左宗棠推动了新疆的农业发展。他倡导并实施了一系列农业扶持政策，包括开垦荒地、修建水利设施，这些措施极大提高了新疆的粮食产量，使得这一地区逐渐成为清朝的重要粮食基地。这不仅保障了军队的粮食供应，也促进了地方经济的繁荣。 这些恢复和发展措施在短时间内显著改善了新疆的社会经济状况。新疆的稳定重回清朝的怀抱，也为清朝的边防安全提供了坚实的保障。更重要的是，这一系列成功的举措有效地阻止了英俄等帝国主义势力的进一步渗透，维护了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