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叛徒夏文运被判处死。29年后有人发现他竟久居日本，正当国人为之疑惑的时候，又传来夏文运已因病离世，大家纷纷拍手叫好。此时李宗仁的回忆录却引起轩然大波：国人都欠他一句＂谢谢＂！ 夏文运，一个出生在辽宁大连普通家庭，凭借着自己超乎常人的努力和天赋，在学业上展现出了惊人的才华。他的成绩单上几乎全是优等成绩，这为他打开了一扇通往日本留学的大门。 二十世纪初期，赴日留学是许多中国青年的梦想。夏文运先是进入了广岛高等师范学校深造，而后凭借出色的表现，成功考入了当时亚洲最负盛名的学府之一——京都帝国大学。在那里，他不仅获得了硕士学位，更精通了日语和汉语两种语言。 在日本求学期间，夏文运曾与一些中国地下党组织有过接触。为了不暴露这些组织的存在，他不得不与他们保持一定距离。 日本军方很快注意到了这位才华横溢的中国留学生。他们看中了夏文运的双语能力和对中国文化的深刻理解，认为他可以成为一座沟通日本与中国知识分子的桥梁。怀着＂栽培之恩＂的压力和复杂的心情，夏文运表面上接受了日方的邀请，回到了中国东北，成为了日军的翻译官。 日军高层对夏文运非常信任，甚至将一些机密会议的翻译工作交给他负责。他们的真实意图是希望利用夏文运的影响力，渗透到中国的文化精英层，从而瓦解中国的抵抗意志。 1943年，日军派遣夏文运策反中国军方高级将领李宗仁。当他见到李宗仁时，原本准备好的说辞却在国家大义面前显得苍白无力。李宗仁的几句话触动了夏文运内心深处的爱国情怀，使他下定决心，转而为中国抗战事业服务。 在一次日军高层会议上，夏文运曾经险些暴露身份。一位日军将领突然质疑他对某些情报的特殊关注，让他冷汗直流。他机智地解释说，为了更好地了解中国军队的思维方式，他必须深入研究这些情报。 1945年，抗日战争取得胜利，夏文运却陷入了尴尬的处境。表面上的＂汉奸＂身份让他在国人眼中成为罪人，而他的秘密工作又无法公开。1949年，在新中国成立之际，夏文运被正式以＂汉奸罪＂判处死刑。 尽管李宗仁试图为夏文运说明真相，但由于当时复杂的政治环境和李宗仁自身的处境，这种干预只能在秘密中进行，未能彻底为夏文运平反。面对无法自证清白的困境，夏文运决定离开祖国，前往日本生活。 1978年，随着中日关系的正常化，两国之间的民间往来日益频繁。一位到访日本的中国商人在东京的一个街区偶然发现了一位操着流利中文的老人，在交谈中得知这位老人竟是被判处死刑的＂汉奸＂夏文运。 更令人惊讶的是，尽管夏文运在日本娶了一位日本女子为妻，组建了家庭，但他始终拒绝加入日本国籍，坚持保持自己中国人的身份。 国内媒体开始报道这一消息，但由于当时的历史背景和有限的信息，这些报道几乎一边倒地将夏文运描述为一个逃避惩罚、躲在敌国的卖国贼。公众舆论几乎一致谴责夏文运，对他能在日本安逸生活而感到愤慨不已。 不久之后，一则消息传回国内：夏文运因病在日本离世。这则消息在国内引发了不同寻常的反应——许多人竟为一位同胞的死亡感到欣慰，甚至有人公开表达＂拍手叫好＂的态度。在当时的舆论环境下，夏文运的离世被视为一个＂汉奸＂应得的结局。 与此同时，夏文运在中国的家族却长期承受着巨大的苦难。他的老家在一次群众运动中被付之一炬，祖坟被挖掘亵渎，家人也因与＂汉奸＂的关系而受到歧视和迫害。 媒体的报道进一步强化了夏文运的负面形象，他的死讯成为了对＂汉奸下场＂的一种警示教育，而非对一个生命逝去的尊重。 历史的真相终究会水落石出。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李宗仁的回忆录在国内得以出版。这本回忆录中有几个章节专门记述了夏文运的事迹。 李宗仁在回忆录中详细描述了夏文运如何利用自己在日军中的特殊地位，收集并传递重要军事情报，这些情报帮助中国军队挫败了多次日军的进攻计划，拯救了近30万中国军民的生命。特别是他提供的关于日军会师计划的情报，使中国军队能够提前部署，一举消灭了三千名日军。 鲜为人知的是，李宗仁晚年曾尝试亲自前往日本寻找夏文运，希望能够当面表达感谢。虽然因健康原因未能成行，但他托付使馆人员带去了一封亲笔信。这封信中，李宗仁详述了夏文运的功绩，并代表国家表达了深深的感谢。这封信后来成为为夏文运平反的重要历史证据。 李宗仁回忆录的出版引发了学术界和官方对夏文运案例的重新调查与评估。历史学家们通过查阅档案、收集证人证言，逐步还原了夏文运的真实历史。事实证明，他确实是一位被误解的爱国者，是一位为民族解放事业作出重大贡献的英雄。 经过严谨的历史考证和评估，国家相关部门正式为夏文运平反，将他认定为＂民族英雄＂。那些曾经为夏文运离世而＂拍手叫好＂的声音逐渐被羞愧和反思所取代，人们开始认识到，国人确实欠夏文运一句真诚的＂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