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8月初，蒋介石召开军事检讨会，宋希濂发言说：“几十万元的法币抵不上一块大洋，官兵吃不饱、穿不暖。自杀者有之，弃儿鬻女者有之，这怎能维系军心？” 1947年，蒋介石的国民党政权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境。军队的战斗力逐渐丧失，经济崩溃的危机愈加严重，而内外压力也不断增大。 虽然国民党军队号称拥有八百万雄师，但这支军队的力量并不像它的规模所展现的那样强大。其核心问题在于分裂的军阀体系，这种局面源于孙中山当年未能彻底消除的军阀割据格局，导致了国民党在内战中的失败。 事实上，国民党虽然占据了广泛的地盘，但其军队却像散沙一样缺乏凝聚力。大多数将领和部队以地方利益为先，难以在长期的战斗中维持稳定的战斗力。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共产党军队的组织和战斗力。尤其在长征之后，红军逐渐脱离了敌人对其的包围，凭借灵活的战略和坚定的信念，成功躲避了蒋介石指挥的国民党军队的追击。 蒋介石的军事战略以“保城守地”为核心，注重的是城池和地盘的得失。然而，这种战略的局限性也十分明显。蒋介石过于专注于守卫城市和重要地理位置，却忽视了对整个战场的全面布局。 特别是在1947年以后，国民党的军事焦点逐渐偏离了对敌人的进攻，而是陷入了守土保民的战略窠臼。国民党军队的庞大防线无法应对共产党的多点出击，尤其是在东北的战场上，国民党因无法有效集结兵力，最终被解放军各个击破。 与此同时，国民党政府面临的经济困境也加剧了其内外压力。抗日战争的胜利本应为国家带来稳定，但经济却在战后的混乱中逐渐崩溃。恶性通货膨胀严重影响了物价和民生。由于巨额的军费开支和财政赤字，国民政府不得不通过大量印钞来填补财政缺口。 这一做法导致了纸币的贬值，物价飞涨，社会不满情绪积压。各地物价的飙升，尤其是在1945至1947年间，成为了国民政府财政危机的直观表现。 在这种背景下，国民党的财政支出也失去了控制。军费支出占据了财政预算的绝大部分，直接导致了经济的进一步恶化。宋子文作为财政部长，曾不得不公开承认，政府在军事开支上的投入过大，已经超出了预算的范围。 1945年，军费和特殊支出占到了财政支出的71%，即便在1947年，这一比例仍然高达60%。大量资金的投入不仅未能带来预期的战果，反而加剧了财政赤字，进一步加重了国家的经济负担。 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则借助土地改革和广泛的群众基础，稳步扩大了军队的兵员来源。与国民党不同，共产党军队通过灵活的用人机制，吸收了大量原伪军士兵，这些新兵不仅能迅速填补兵员空缺，还能带来一定的技术和医疗支持。 党组织的紧密联系和革命路线的明确性，使得红军在军队的组织性和战斗力方面形成了极大的优势。 国民党长期依赖传统的“权力依赖模式”，即依靠军阀和官僚的支持来维持政权稳定。这种模式使得国民党在抗日战争时期表面上凝聚了社会力量，但随着战争的持续和物资的紧缺，腐败现象愈加严重。 政府的行政效率低下，军队纪律松散，许多官员的行为背离了三民主义的理想，腐败和反动思想充斥其中，导致了党内派系间的恶性竞争和内斗。这种内乱不仅消耗了国民党的政治资本，也严重影响了其战斗力和统治能力。 与此同时，四大家族掌控了大量的政治和经济资源，借此剥削民众，牟取个人利益，极大地激化了民众的不满情绪。这种腐败形式也渗透到了国民党军队，军队不仅缺乏有效的指挥与管理，士兵的士气低落，纪律松懈，甚至经常出现军民冲突和官兵冲突，战斗力严重削弱。 相比之下，共产党能够充分调动民众参与抗战，建立起强大的人民战争体系。中国共产党通过广泛动员，迅速建立起党和军队与人民群众之间的紧密联系。 与国民党依赖腐败官僚和军阀不同，共产党通过农村基层的组织化运作，确保了每一个村庄都有自己的党组织、民兵武装以及各类社会团体。这种组织方式不仅有效地整合了社会资源，还为抗战提供了强大的民间支持。 共产党与国民党在组织结构上的根本差异也是导致其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国民党的组织极其松散，成员加入容易，但缺乏像共产党那样深入基层的组织力量。 中国共产党在解放区深入开展政治工作，确保了每一个村庄、每一个阶层都能够参与到革命的行列中。这种广泛的群众动员能力，使得共产党能够在政治、军事等各个方面获得民众的支持，最终成功推翻了国民党政府。 参考资料：赵金鹏 刘冠生等. 《中国近代经济史》 199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