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的诞生——苏辙

1039年3月18日，四川眉山一户耕读之家的竹影下，北宋文学史最耀眼的双子星次第升起。作为苏轼胞弟，苏辙却以“敛藏芒角”的姿态，在变法狂潮与党争漩涡中走出了一条迥异于兄长的道路。 十八岁与苏轼同榜进士及第，他因直言制科策论刺痛权贵，险遭黜落。王安石变法时，他初入三司条例司参与新政，却以《制置三司条例司论事状》十谏新法弊端，成为最早系统批判青苗法的官员，终因与王安石理念不合外放。元祐年间官至门下侍郎（副宰相），他力主“去甚、去泰、去奢”的稳健政策，主持役法改革时，甚至与司马光激烈争辩“差役法不可尽复”，主张“雇役法宜缓改，差役法宜渐复”，展现超越党争的清醒。 文学上，《黄州快哉亭记》中“不以物伤性”的哲思，暗藏他元丰六年（1083年）谪居江西时的生存智慧。晚年隐居颍川著《栾城集》，以冷峻笔锋写尽新旧党争的血泪，《颍滨遗老传》自述“见事有不便者，未尝不言”，却在变法派与保守派间始终恪守“为国持重”的底线。章惇评其“凝练如醇酒”，朱熹更称“子由之文，可比司马子长”。 作为“唐宋八大家”中政治成就最高者，他主修的《神宗实录》埋下后世解读变法的密钥，元祐四年（1089年）出使辽国时以文辞化解边疆危机的事迹载入《续资治通鉴长编》。临终前手书“慎静”二字告诫子孙，恰似其一生写照——在苏轼的星河璀璨旁，他如深潭静水，以理性与克制为北宋士大夫精神留下另一种注解。 今日眉山三苏祠内，游人常驻足于苏轼豪词前，却少有人细读东厢房内苏辙的奏章残稿。那些褪色的墨迹里，藏着一个时代最克制的锋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