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绍东的离队叛逃对徐海东打击不小，如果他能继续革命下去的话，很有可能会是开国将军中的一员，毕竟八路军115师主力团长后来多是上将，即使给他当过副团长的韩振纪建国后也是中将，可见张绍东当时的选择有多不明智。 八路军第687团作为115师344旅下属主力团之一，在抗战初期就展现出了非凡的战斗力。尤其在平型关大捷中，687团与兄弟部队一起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为中华民族赢得了第一场抗日正面战场的胜利。 1938年2月，当八路军第344旅687团穿越正太铁路，挺进晋东南太行山区时，他们肩负着发展根据地、深入敌后的重要使命。太行山区地形复杂，既是有利的战略屏障，也是开展游击战的理想区域。 在八路军的组织结构中，115师作为八路军主力师，下辖343、344、345三个旅，而团长则是实际指挥作战的中坚力量。687团与其他主力团一样，在八路军的战略部署中扮演着尖刀和拳头的角色，也是培养高级指挥员的重要摇篮。 张绍东作为687团团长，早期展现出了不俗的军事才能。他在指挥多次小规模战斗中表现出色，善于利用地形优势和灵活战术，这使得687团在当地建立了良好声誉。张绍东的军事指挥风格比较强势，但在平时生活中却显得优柔寡断。 然而，随着战争环境的日益艰苦，张绍东内心的动摇开始显现。在一次与军需股长伍瑞卿采购物资时，张绍东曾抱怨战争的艰苦，表达了对革命前途的怀疑。面对这种消极情绪，伍瑞卿虽然没有直接反驳上级，但也没有附和，而是委婉地用长征和陕北的艰苦条件进行对比，表现出了坚定的革命信念。 张绍东与参谋长兰国清的思想动摇并非偶然。两人在日常交谈中经常流露出对艰苦环境的不满，对伍瑞卿等坚守原则的同志则心生嫉妒。当兰国清暗示伍瑞卿可能利用职务之便中饱私囊时，伍瑞卿当场表达了不满，坚称自己的账本清清楚楚。尽管张绍东试图调和气氛，但三人之间的价值观冲突已经难以调和。 1938年2月，令人震惊的消息传遍了整个344旅：687团团长张绍东和参谋长兰国清叛变投奔了国民党军队。 叛变消息传出后，整个344旅乃至115师都陷入了短暂的震惊和混乱。对于普通战士而言，团长是他们心目中的榜样和主心骨，张绍东的叛变使许多战士产生了困惑和动摇。687团内部一度出现了军心不稳的情况，甚至有三营营长也企图逃跑，幸被伍瑞卿及时发现并报告。 这一叛变事件对344旅旅长徐海东的打击尤为严重。徐海东得知消息后怒不可遏，一向刚强的他竟然气得呕血，大病一场。在病榻上，徐海东曾感慨地说：＂我们失去的不仅是一个团长，而是一整支潜力部队的凝聚力。＂ 张绍东叛变后，上级迅速采取措施重建687团的战斗力。军政素质兼优的688团副团长田守尧被派往687团担任新团长，这一人事安排体现了对该团的高度重视。田守尧不仅作战勇猛，机智过人，更重要的是他善于做思想工作，这正是当时687团最需要的。 田守尧到任后没有采取简单的批评教育，而是通过亲身示范和平等交流赢得战士信任。他只要有时间，就与战士们坐在一起谈心聊天，耐心引导大家走出阴影，重拾信心。 在这一过程中，伍瑞卿发挥了重要作用。田守尧看重伍瑞卿在团内的资历和威望，委托他协助做战士们的思想工作。伍瑞卿不负众望，充分利用自己与战士们的亲近关系，引导大家不受叛变团长的消极影响。更难能可贵的是，当三营营长企图逃跑时，正是伍瑞卿及时报告，使田守尧能够迅速赶到现场处理危机，避免了连锁反应。 687团的整顿工作得到了最高领导层的关注。朱德总司令亲临687团，这一举动本身就是对部队的极大鼓舞。朱德没有采用指责批评的方式，而是选择给全团指战员深入宣讲《论持久战》，将对叛变事件的处理上升到思想理论高度。他帮助大家分析形势、检讨问题、总结教训，使整个团队思想更加统一，战斗意志更加坚定。 朱德总司令特别肯定了伍瑞卿在危机中的表现，赞扬他立场坚定、原则性强，强调革命队伍正需要这样的干部。 张绍东的叛变最终被证明是一个极其错误的决定。纵观八路军115师的历史轨迹，可以发现那些坚持革命道路的团长们大多获得了辉煌的军事生涯。同期的许多团长在新中国成立后被授予上将军衔，成为共和国军队的中流砥柱。 与张绍东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伍瑞卿的人生轨迹。从一个被称为＂账房先生＂的军需股长开始，伍瑞卿凭借着对革命事业的忠诚和专业能力，一步步成长为军队后勤系统的重要领导者。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他担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后勤部部长，为前线作战提供了坚实保障。1955年，伍瑞卿被授予少将军衔，这是对他长期贡献的肯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