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6月，戴笠接到军统福建站紧急电报，说他的亲信张超被陈仪逮捕就要枪决。戴笠大怒说：“他这是不要命了，竟敢搞到我的头上来了。” 福建长泰县人张超，出生于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年少时便展现出过人的胆识和手段。1930年代初期，他通过在福建地方上的关系网，逐渐进入了军统系统的视野，并迅速得到了军统局长戴笠的重用。 戴笠看中的正是张超在地方上的深厚根基，以及他处理复杂事务时的狠辣作风。在军统内部，张超很快就获得了重要职位，不仅担任了军统福建闽北站副站长，还兼任了福建省保安处谍报股股长。 在获得这些职位后，张超开始大肆扩张自己的势力范围。他利用军统的名义，在闽北和闽南地区广泛接触当地的地下势力。许多地方上的土匪武装，都被他以＂招抚＂的名义收编。 这些被收编的武装力量，表面上归顺了地方政府，实际上却听命于张超。 他还善于利用军统特务的身份，在福建各地方政府中安插自己的亲信。这些人平日里在政府部门工作，暗地里却为张超收集各种情报。 到了1937年底，张超已经在福建建立起了一个庞大的地下网络。这个网络横跨军、政、警多个部门，渗透范围之广，令人咋舌。 张超的势力扩张引起了不少地方官员的不满，但碍于他军统特务的身份，没有人敢轻举妄动。一些地方上的小官员，为了自保，甚至主动向张超靠拢。 1934年闽变之后，陈仪从军政部政务次长的位置上调任福建省主席。这个任命背后，体现了蒋介石对政学系的信任，也反映了中央对福建局势的重视。 陈仪在福建推行的政策以稳定为主，重点在于恢复地方秩序和加强政府权威。他在上任后积极整顿吏治，重组地方行政体系，试图将福建省的政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然而，陈仪很快就发现，在福建这片土地上，还存在着另一股强大的力量。这就是以戴笠为首的军统系统，他们在福建的触角已经延伸到了政府机构的各个角落。 陈仪对军统在福建的活动采取了谨慎的态度。他表面上容忍张超的种种行为，实际上却在暗中收集证据。 福建省会警察局长李进德就是陈仪布局的重要一环。李进德受命密切关注张超的一举一动，并建立专门的档案记录。 地方上的其他势力也并非局外人。一些本地士绅和地方官员，在陈仪和张超之间小心周旋。他们既不愿得罪手握大权的省主席，又不敢招惹背靠军统的张超。 1938年初。随着抗战形势的日益严峻，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开始加强。 陈仪看准了这个时机，开始逐步收紧对张超的包围圈。他一方面继续表面上的容忍，另一方面则加快了收集证据的步伐。 陈仪和戴笠这两个老练的政治家，都在等待对方犯错。 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地方与中央、派系与派系之间的矛盾，都在寻找着新的平衡点。 在即将离开福建之际，张超散布了关于陈仪的＂十大罪状＂。这份内容经过精心包装的文件，不仅指控陈仪贪污渎职，更指称其夫人古月芳是日本间谍。 在抗战的特殊时期，这样的指控无异于政治炸弹。陈仪当即下令逮捕张超，并在短时间内完成了审判和处决。 对于军统系统来说，一个地方长官直接处决其重要特务，这在当时还是第一次。这个事件立即引起了戴笠的强烈反应。 然而，陈仪的政治手腕比戴笠更为老练。他立即派遣心腹李进德带着完整的证据材料，通过政学系的关系网，直接向蒋介石汇报。 这些证据不仅包括张超在福建私建武装的详细记录，还有他策划分裂活动的确凿证据。在抗战的关键时期，这些行为都足以定下重罪。 戴笠赶到武昌向蒋介石申诉时，蒋介石不仅没有追究陈仪的责任，反而严厉斥责了戴笠的处理方式。 戴笠写下＂秉承领袖旨意，体谅领袖苦心＂这十二个字。 这个事件也在某种程度上重新定义了中央特务机构与地方政府的关系。地方政府在面对特务机构时，只要掌握充分证据，完全可以采取断然措施。 这个案例成为了后来军统特务在地方活动时的重要参考。各地军统人员在执行任务时，开始更多地考虑地方政府的立场。 对于陈仪来说，这次较量的胜利巩固了他在福建的统治地位。但他也因此与军统系统结下了深深的梁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