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2月5日，国民党中将李玉堂和妻子陈伯兰在台北被枪杀。李玉堂是黄埔一期生，在抗战中作为第十军首任军长，屡立战功，曾颇受信任，为何却是如此结局？ 1948年，随着解放军在辽沈战役中取得重大胜利，战局开始向有利于共产党的方向发展。此时，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薛岳提议在山东青岛成立一个挺进军总部，专门负责抓壮丁向南支援。由于李玉堂正好在附近的兖州驻防，且刚与解放军交手失败，薛岳便将他推荐给蒋介石。然而，蒋介石听到这个建议后，立即下令：＂李玉堂失兖州，庸碌低能，不能再用。＂这句话清晰地表明了蒋介石对这位曾经信任的将领已完全失去信心。 命运弄人，不久后蒋介石被迫下野，李宗仁出任代总统。此时国民党军队要么已被解放军歼灭，要么正在战斗中，李宗仁手中可用之将寥寥无几，只能再次启用李玉堂，将他任命为山东绥靖总司令。1949年，随着大陆大部分地区解放，蒋介石逃到台湾，李玉堂则被派往海南岛驻守。 此时，共产党为了避免不必要的流血，主张和平解放海南。我党地下工作人员通过关系，与李玉堂妻子陈伯兰的哥哥陈石清取得了联系。陈石清首先找到自己的妹妹，向她阐明了当前中国的局势和共产党的诚意，获得了妹妹的支持。随后，陈石清和陈伯兰共同前往海南，说服李玉堂接受共产党的建议，举行起义。 面对大舅哥和妻子的劝说，李玉堂并没有立即答应。他有两个主要顾虑：一是担心起义后共产党对他的处置和待遇问题；二是他虽然在海南当局被薛岳信任，但接触到的资源和信息有限，行动受到诸多限制。 对于李玉堂的第一个顾虑，共产党很快给予了回应。作为黄埔军校一期学生，李玉堂本就是叶剑英的学生，而负责海南解放的正是叶剑英。叶剑英亲自给陈石清写了一封信，表示会给李玉堂提供海南岛军政委员会副主任的职位。这封信极大地打消了李玉堂的疑虑，他最终同意起义。 1950年3月，叶剑英向李玉堂发出指示，要求他迅速行动。然而，由于战时交通困难和国民党特务的破坏，叶剑英的指示未能及时送达李玉堂手中。更为不幸的是，此时解放军已开始向海南挺进，战局瞬息万变。李玉堂在海南指挥的并非他熟悉的第10军，而是刚接手的第32军，军中并不完全听命于他。在无法联系上共产党地下工作人员的情况下，李玉堂只能一拖再拖，等待共产党的起义命令。 面对这种情况，解放军只能直接进攻海南。在战斗中，李玉堂采取了消极应战的策略，有意消耗部队的战斗力，随后率残部撤退到了台湾。 抵达台湾后不久，台湾开始了一系列严厉的政治清洗运动，许多无辜的人被牵连其中。在这种白色恐怖的政治氛围下，仅凭一句似是而非的举报，就可能让一个人失去生命，背负上叛国的罪名。不幸的是，李玉堂的亲信联络员李刚被人举报，随即被捕入狱。在酷刑的折磨下，李刚无法忍受，将李玉堂计划起义的消息全部供出。 李玉堂得知李刚被捕后，立即意识到情况不妙，赶紧写信给大舅哥陈石清，让他尽快离开危险地区。然而，李玉堂此时已被特务严密监视，这封信不仅没能送达陈石清手中，反而落入了特务之手，成为了指控他的罪证。随后，李玉堂全家都被逮捕入狱。 负责审理此案的是钱大钧，与李玉堂有着师生之谊。面对这位曾经的学生，钱大钧内心十分痛惜，竭尽全力想要帮助李玉堂。他建议李玉堂将所有罪责推到妻子陈伯兰身上，这样或许能保全自己的性命。然而，李玉堂坚决拒绝了这个建议，在狱中始终保持沉默，拒绝供认罪行。 由于缺乏确凿证据，仅凭一封信难以定案，钱大钧按照法律程序判处李玉堂七年有期徒刑。这个结果显然不能满足蒋介石的期望。在蒋介石的压力下，钱大钧不得不将刑期提高到十五年。即便如此，蒋介石依然不满，甚至在判决书上写下一个＂耻＂字，表达自己的愤怒。最终，在蒋介石的直接命令下，李玉堂和妻子陈伯兰被判处死刑。 1951年2月5日，这对夫妇在台北被秘密枪决。蒋介石对此事严格保密，以至于很长一段时间内，许多人都不知道李玉堂已经被处决的消息。在大陆方面，共产党一直在努力调查李玉堂的下落。直到1983年，经过多方面的调查和确认，山东省政府正式发布公告，追认爱国将领李玉堂为革命烈士。 李玉堂的悲剧结局，与他的黄埔同窗李仙洲、李延年形成了鲜明对比。李仙洲在解放战争中被俘，后来接受了新中国政府的改造，回到济南安度晚年，去世时已94岁高龄。李延年因在内战时擅离防地，被蒋介石在台湾判刑10年，但至少保住了性命。相比之下，李玉堂的结局显得尤为凄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