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2月16日,四川军阀杨森带着1200多两黄金与副官、女秘书一起坐飞机逃往台湾。第20军传给他的儿子——杨汉烈,暗示其可率部起义,代理军长——景嘉谟,带领下拒绝起义出走。
杨森的背离,让他站在了历史的分岔路口。
一方面,作为战功赫赫的四川军阀,他曾为国民政府效力多年,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和势力。
可1949年解放战争的迅速发展,杨森看到了自己,和父辈的命运走到了尽头。
当时的国民党已无法挽回,台湾成为许多失势权贵的避难天堂,面对这样的局势,杨森心中已经没有太多顾虑。
杨汉烈,他的儿子,是继承父亲事业的接班人。
在杨森做出决策时,杨汉烈正在和军中,一些重要将领进行讨论。
虽年纪轻轻,但通过自己的努力,在黄埔军校接受了,严格的军事训练,从父亲的部队中,一路升迁,成为第20军的军长。
这一职位不稳固,在杨汉烈接手时,第20军中不少老部下,对此并不买账,尤其是已经在军中深得民心的景嘉谟。
杨汉烈的接任,是继承父亲的事业,更像是承接了一个沉重的包袱。
军中许多老将士,对于这个年轻的军长心怀异议,认为他经验不足,未能得到足够的时间和机会,来证明自己。
景嘉谟,作为代理军长,已在军中积累了丰富的指挥经验,在众多老兵中有着很高的威望。
对于杨汉烈的上任,他一直怀有不满,认为杨汉烈不过是父亲的儿子,没有真正的军事能力。
当杨森宣布把第20军交给儿子,暗示可以带兵起义时,这一消息,迅速在军中引起了轩然大波。
景嘉谟对此感到愤怒,认为这是杨森,对自己和整个部队的不信任。
在他看来,杨汉烈不过是一个年轻人,尚且没有足够的经验和能力,来领导如此庞大的部队,何况当时的时局已经变化,起义无疑会带来巨大的风险。
景嘉谟与其副手萧传伦,开始联手反对这一决定,并迅速展开了行动。
景嘉谟的反应是坚决的,深知若部队真如杨森所言那样起义,整个部队,将陷入一场无望的斗争之中,一旦失败,意味着他和所有跟随他的人,都将成为历史的弃儿。
他开始私下联系其他军中要员,劝说他们支持自己,拒绝起义。
景嘉谟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来响应杨汉烈的起义呼声,开始有意拖延时间,企图通过其他途径来稳定局势。
杨汉烈未因此而动摇,父亲已经离开,他依旧决定站出来,响应父亲的号召。
作为第20军的指挥官,他不可能轻易放弃这份责任,尤其是在大势已去的情况下,他认为只有起义,才能为自己争取到一线生机,也可能为部队带来转机。
杨汉烈深知起义可能带来的风险,也清楚,这是一场必须面对的抉择。
1949年12月26日,杨汉烈正式宣布起义,率领第20军三个师,杨汉烈在四川金堂发动了起义,旨在加入解放军的阵营。
在当时,解放军的势力,已经遍布全国,西南地区的国民党军队,陷入困境,许多原本忠于国民党的部队,开始出现动摇。
在这个关键时刻,杨汉烈的起义选择,让他站在了历史的风口浪尖。
景嘉谟和萧传伦,未按下杨汉烈的节奏。
两人带领着他们的部队,迅速作出回应,坚决拒绝起义,选择带领部队向什邡方向撤退。
这一决策显示出他们,与杨汉烈的重大分歧,同时也揭示了,军中老将和年轻军官之间的代际冲突。
景嘉谟认为,选择坚守,寻求和解的方式,才是明智的选择,他拒绝了起义。
杨汉烈和景嘉谟的对立,是两位军官的个人恩怨,更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命运选择。
杨汉烈的起义,代表了对父亲决策的延续,景嘉谟的坚持,代表了旧军人,面对变革时的恐惧,和不信任。
两人的分裂,让第20军,陷入了内部分裂的困境。
景嘉谟未能如杨汉烈那样,加入解放军的阵营,他坚守在部队中,最终得到了相对和平的解决。
解放军进入四川后,景嘉谟及其部队得到了安置,未受到太大冲击。
而杨汉烈率领的部队,在起义后迅速编入解放军第19师,杨汉烈也在其中担任了重要职务,开始为国家的建设出力。
无论个人如何抉择,最终都无法逃脱时代的浪潮。
参考资料:
《杨汉烈传》 - 《四川省军事史丛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