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少有人不是说一套做一套，萧伯纳先生更是如此。也很少有人比他更能左右逢源。他的精神家园无疑在俄国，他的故土是爱尔兰自由邦，但他舒服地生活在英国。他那些对生活和社会起削弱作用的理论，被坚决地阻拦在他的个人举止和家庭之外。没人过着比他更体面的生活，也没人比他更脱离他自己颠覆性的空想。他嘲笑婚姻誓约，有时甚至嘲笑爱这种情感本身；然而没有人的婚姻比他更快乐，更明智。他沉溺于一个不负责任的话匣子的全部自由中，口若悬河地从早说到晚，同时却主张取消议会机构和建立铁腕独裁，而他则很可能成为独裁的第一个受害者。这是约翰·莫利对卡莱尔的评论的又一个例子：“啰唆先生的 30 卷沉默真理。”他与温驯的英国社会主义者相谈甚欢，斯大林或墨索里尼的微笑显然都令他感到满足和荣幸。他宣扬制定严格的法令，规定所有收入都应该均等，任何占有物比别人更多的人就算不是骗子，也具有个人恶意——也许是无意识的。他一直鼓吹各种形式的财富为国家所有；然而当劳合·乔治的人民预算案首次开始征收微薄的额外税时，抗议声音最大的莫过于这位已经富有的费边主义者。他同时是一个贪婪的资本主义者和真诚的共产主义者。他让他的人物快活地谈论为一种思想而杀人，却不厌其烦地避免伤害一只苍蝇。
——丘吉尔：《世界1937：丘吉尔眼中的时代人物》，朱鸿飞 译，湖南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