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礼上，新郎胡适看上了15岁的伴娘，两人偷偷同居，伴娘怀孕。他们决定在一起，于是胡适回家向妻子提出离婚，没想到妻子的一个举动让胡适汗毛倒立，此后再也不敢提“离婚”二字。 一九一七年的冬天，北京城内飘着零星的雪花。这一天，二十七岁的胡适要迎娶比他大一岁的江冬秀。在那个新旧文化激烈碰撞的年代，这场婚礼注定不同寻常。 胡适站在婚礼现场，身着一件笔挺的西装，显得格外儒雅。新娘江冬秀由媒人搀扶着缓步走来。她穿着大红色的传统嫁衣，个子不高，身材略显臃肿。最引人注目的，是她那双缠过的三寸金莲。 就在这时，伴随着江冬秀的还有一位年轻的伴娘。她就是胡适三嫂的亲妹妹曹诚英，年仅十五岁。正值寒假，被姐姐特意叫来为江冬秀做伴娘。曹诚英的出现，仿佛一缕春风，打破了婚礼现场略显沉闷的气氛。 婚礼之后，曹诚英在胡家小住了几日。这短短几天的相处，让这位热爱文学的少女与胡适有了更多交集。一九二三年，因病前往杭州养病的胡适，与前来探望的曹诚英再度重逢。胡适在杭州租下一处房子，与曹诚英开始了一段隐秘的同居生活。 然而好景不长，曹诚英很快发现自己怀孕了。为了给两人的关系一个交代，胡适回到北京，准备向江冬秀提出离婚。那一天，江冬秀手持菜刀，一边抱着年幼的儿子，一边表示如果要离婚，就要先了结这一家人的性命。这突如其来的一幕，让文弱的胡适彻底打消了离婚的念头。 江冬秀作为一位贤内助，始终坚持不让丈夫陷入政治漩涡，希望他能够专注于学术研究。然而，胡适作为一位卓越的学者和思想家，最终还是被历史的洪流卷入了政界，成为一名外交官。这一转变不仅改变了他们的家庭生活，也对胡适的个人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江冬秀在家庭教育中展现出极高的责任感和严格的标准。她对子女的学业要求严格，坚决反对他们接触烟赌娼等不良习惯。无论是儿子杜维藩高中时期逃考，还是女儿杜美如外语考试失利，江冬秀都以严厉的体罚来纠正他们的行为。这种教育方式虽然严酷，但也在子女中培养出了高度的纪律性和责任感，使得杜维藩和杜美如在各自的领域中取得了显著的成就。江冬秀不仅关心子女的学业，还积极参与社会公益事业。她在法租界善钟路创办的正始中学，亲自担任董事长，聘请陈群为校长，致力于为更多青年提供优质教育资源。此外，她在浦东投资建设“浦东杜氏藏书楼”，附设学塾，进一步推动了当地的文化教育发展。这些举措不仅展示了她的慈善之心，也反映了她对教育事业的深厚投入。 然而，尽管江冬秀在家庭和社会公益方面表现出色，她始终反对丈夫胡适涉足政治。胡适作为一位学者，长期以来以其学术成就和思想贡献在国内外享有盛誉。他曾立下二十年不谈政治、不入政界的誓言，然而，国家的危难时期迫使他不得不违背这一誓言。1938年，面对蒋介石的两次电报，胡适被迫接受担任美国大使的任务。这一决定不仅违背了江冬秀的期望，也让夫妻二人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加深。胡适在信中表达了对江冬秀的歉意，意识到自己违背了妻子的劝告，感到愧对她的付出和期待。这种内心的挣扎与责任感，使胡适在承担国家重任的同时，也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 胡适被任命为美国大使后，面对复杂的国际局势和国内的政治动荡，他在外交场合的言行举止备受关注。尽管他在外交上表现出色，但偶尔的失言也为国内反对他的势力提供了攻击的机会。这种情况下，江冬秀在远离上海的生活中，感受到来自社会和家庭的双重压力。当她听闻胡适在政治上遭遇困境时，更加坚定了反对他继续留在政界的决心。江冬秀并未坐以待毙，而是主动出面，通过胡适的好友张慰慈，试图劝说胡适辞职，以保护家庭的稳定和个人的安全。 在一次突如其来的入室盗窃事件中，江冬秀展现出了她的机智与勇敢。当一个彪形大汉闯入她的家中时，她冷静地用“GO”这一简单的英语词汇吓退了盗贼。尽管她不懂英语，这一行为却有效地保护了家庭的安全，体现了她在面对危机时的冷静与果断。这一事件不仅显示了她在家庭中的坚强，也反映出她在生活中的实际能力和独立性。 江冬秀的家不仅是家庭的避风港，也是社会交往的重要场所。她擅长烹饪徽州菜，尤其是徽州锅和豆腐渣，常常邀请在美国的同乡到家中享用“豆腐宴”。这些宴会不仅促进了家庭成员之间的情感联系，也加强了华人在海外的社交网络，成为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通过这些活动，江冬秀不仅维系了家庭的和谐，也为华人在异国他乡的生活增添了温暖和支持。 从此以后，胡适再也不敢提起离婚二字。他给曹诚英写了一封信，表示两人无法继续这段关系，并建议她终止妊娠。这个决定让曹诚英深受打击，她不得不独自一人去医院做了手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