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虽然列出无数史料证据（图1），deepseek仍然一口咬死南诏是彝族政权（图2

我虽然列出无数史料证据（图1），deepseek仍然一口咬死南诏是彝族政权（图2），这就是中国式的政治正确，只唯教科书而不唯实。然后我又把它臭骂了一顿，他居然又能够得出正确的结论了（图3）！

元人陶宗仪在《书史会要》卷八说：“云南大理国僰人蒙氏，保和年间遣张志成学书於唐。”《元史》卷一六六《信苴日传》载：“信苴日，僰人也，姓段氏，其先世为大理国王。”明初云南布政使张紞在《荡山寺记》中说：“大理为郡，负山面海，由唐以来蒙、段氏据而有之，殆六百年，二氏皆僰人。西南夷为类虽杂，知文教者惟僰焉。”其在《具足禅院记》中又说：“西南诸种，曰僰、曰爨、曰獠、曰夷，而旁孽庶丑，又不可悉纪。独僰人事佛，馀种皆不之信。”谢圣纶《滇黔志略》卷十五《种人》说：“滇中夷民，惟白人流传最久，窃据如蒙、段、赵、杨，率白人种类也，以故滇中各郡亦惟白人为最多。”道光《云南通志稿》：“寄（细）奴罗石刻像，剑川州采访。在州南钟山巨石上，长三尺许，镌凿工致，须眉生动如绘。其衣冠古甚，盖南诏时之僰王装也。”乾隆《云南县志·种人》载：“白人一种，即今之民家，系白子国蒙、段之后。”

唐代樊绰在《蛮书·六诏》中记载：“蒙舍，一诏也。居蒙舍川，在诸部落之南，故称南诏也。姓蒙。贞元年中，献书于剑南节度使韦皋，自言本永昌（今云南保山地区）沙壹之源也。”又骆宾王《姚州道破逆贼柳诺设弄杨虔露布》和《破蒙俭露布》也说“浮竹遗胤，沉木余苗”；“木化九隆，颇为中国之患。”《旧唐书·南蛮传》：“南诏自言本哀牢后”、《新唐书·南蛮传》：“南诏......本哀牢夷后”，《资治通鉴·玄宗纪》说：“归义（皮罗阁）之先，本哀牢夷后。”明初《白古通纪》记载：“低牟苴，一作蒙迦独，分土守于永昌之墟。其妻摩黎羌，名沙壹，世居哀牢山下。”《南诏通纪》记载：“（哀牢国），其先有蒙伽独，妻摩黎羌，名沙壹，居哀牢山，捕鱼为生。”景泰《云南图经志书》：“蒙氏细奴逻，本哀牢人，后徙蒙舍川。”杨升庵在《滇载记》中说：“滇域未通中国之先，有低牟苴者，居永昌哀牢之山麓。有妇曰沙壹，浣絮水中，触沈（沉）木，若有感，是生九男，曰九隆族。种类滋长，支裔蔓衍，窃据土地，散居溪谷，分为九十九部。其渠酋有六，各号为诏，夷语谓诏为王。其一曰蒙舍诏。”按照古代大量历史文献的记载来看，则南诏王室为哀牢夷九隆族之后当无疑义，这也是南诏王室自己的说法。

在唐朝初年，彝族先民“东爨乌蛮”的活动范围并没有达到云南西南部的哀牢山区和苍山洱海，当时东爨乌蛮的活动范围是在今天的贵州西部和云南东北部的昭通、曲靖地区，即使是庄蹻部落后裔的西爨白蛮，其活动范围也主要是在昆明地区，并没有到达滇西。彝族先民迁徙到哀牢山区去居住，是在南诏国建立以后才发生的事，其原因正是南诏政权建立以后向东扩张，征服了彝族先民“两爨蛮”，并将其中一部分人强制西迁。对南诏统治造成的各族人口的大迁徙，史书中均有清晰记载，不应将其故意混淆。总而言之，建立南诏国的哀牢夷九隆族并不是唐初云南东部和贵州西部彝族先民两爨蛮的祖先，这是当时两个方位完全不同的民族，又怎么可能是后来彝族人的祖先？

僰人或僰族后来被写成白人或白族后，就使现代的一些学者望文生义，他们误以为白族必然是唐朝时期云南白蛮的后裔，而根本不知道白族或白人是后来才有的说法，人家之前是叫僰族。他们又进一步认为，既然白族的祖先是唐朝时期的白蛮，而南诏蒙氏出自乌蛮，那么南诏政权肯定就不是白族政权了，凉山彝族的祖先是古代云南的东爨乌蛮，那么南诏政权就应该是彝族政权。问题是民族史的研究哪里是能够根据这样一两个名词来简单推测的？实际上唐朝时期滇西的白蛮和乌蛮都是后来白族的祖先。南诏的蒙氏出自哀牢夷中的九隆族，属于乌蛮，根据元代和明朝早期大理地区的墓志碑刻记载，段氏、赵氏、杨氏等同样出自哀牢夷中的九隆族，同样属于乌蛮。当然我们不能否认赵氏、杨氏等也有出自西洱河地区的白蛮的。赵氏还有出自贵州的西赵蛮的，也属乌蛮。唐初西洱河地区的白蛮，他们的祖先可能是两汉魏晋时期南迁的中原汉族。迪庆藏族自治州维西县境内的汉裳蛮，应该也属此类。云南中部地区的西爨白蛮，是战国末期楚人和两汉魏晋时期南迁中原汉族的后裔。南诏政权建立以后，多次向四川用兵，“其所剽掠，自成都以南，越巂（今西昌）以北，八百里之间，民畜为空”，大量的四川汉族人民被掳掠到云南，大长和国的建立者郑买嗣就是西昌汉人的后裔。以上这些族群和人口都参与了后来白族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