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江西督军李烈钧，见好友新婚妻子漂亮，便设计害死好友娶其妻子，之后，开启了生娃模式，连生七子三女共十个孩子，抗战爆发后，李将五个儿子送上前线，获蒋赠牌匾“五子从戎”。 春日的江西督军府，门庭若市。新任督军李烈钧刚刚走马上任，各路官员便络绎不绝前来拜见。就在李烈钧意气风发之时，一位老朋友的到来让督军府又添了几分热闹。这位名叫龚永的故人，是他在日本留学时的挚友。龚永新婚的妻子华世琦，不仅容貌绝伦，更是受过高等教育的新派女性。李烈钧见到华世琦后，顿时对这位才貌双全的女子倾心不已。 1912年的深秋，李烈钧以公务为由，派遣龚永前往福建与当地军方商谈要事。这次出使看似寻常，实则暗藏杀机。龚永到达福建后即被以泄露军事机密的罪名处决，这竟是李烈钧与福建方面精心设计的圈套。 华世琦顿时沦为寡妇，生活失去依托。李烈钧以故友的名义，每月资助她五百银元，还安排其兄长在幕府任职。 1913年，袁世凯逐渐露出专制独裁的獠牙，开始大肆打压革命党人。形势骤变之下，李烈钧不得不放弃江西督军一职，奔赴上海与孙中山商议反袁大计。就在这动荡的时局中，经由华世琦兄长的牵线，李烈钧与华世琦喜结连理，在岁月的流转中孕育出十个子女，其中七子三女。 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成为了李烈钧家族的重要转折点。当时，他的七个儿子中已有五人达到适龄，李烈钧毅然决定让他们投身军旅。这种举家报国的壮举，很快传到了蒋介石的耳中。蒋介石深受感动，特意赐予李烈钧一块题有＂五子从戎＂四个大字的匾额。这块匾额不仅是对李烈钧家族爱国情操的肯定，更成为了那个时代家国同构的生动写照。 黎元洪继任北洋政府大总统后，曾试图通过赠送陆军上将军衔、勋一位及大绶勋章来拉拢李烈钧，企图借此增强自己政权的影响力。然而，李烈钧的反应却异常冷淡。专人将勋章送到广州后，他并没有按照传统的礼节去感谢这份殊荣，而是做出了一种颇具戏谑意味的举动——将勋章挂在自己饲养的哈巴狗的脖子上，并让儿子牵着狗在大街上走。路人围观此情此景，纷纷哗笑，不禁觉得李烈钧此举反映了他对北洋政府的鄙视。李烈钧通过这一方式，毫不留情地表达了自己对黎元洪政府的拒绝，并一并表露了他心中对北洋政治现实的蔑视。这一事件不仅成为了广州的谈资，也反映出李烈钧内心的不屈与坚决。 时光流转至民国十三年（1924年），段祺瑞为了拉拢李烈钧，再次送来重礼——一百万元大洋。虽然表面上看似是一次亲善之举，但李烈钧显然早已不为金钱所动。他并没有将这笔钱视为个人财富，而是将其放置在总部的一间小房间里，取名“藏金室”。这种行为，虽然与往常的政治交易格格不入，但也凸显了李烈钧对物质财富的态度——在他看来，金钱远不及忠诚与理想更为重要。李烈钧将“藏金室”的门敞开，老友来访时，他任其从中取用，这种大方的举动似乎并非单纯的慷慨，而是他内心对友谊和人情的看重。尤其是当湖南的覃振，因贫困而小心翼翼地取走一千元时，李烈钧不仅没有任何介意，反而派人将钱送至覃振的住处。李烈钧的人格魅力和他的豪爽性格，往往给人一种既深沉又宽广的印象。 然而，这笔钱很快便被散尽了，李烈钧依旧不为所动，似乎从未考虑过金钱的得失。对李烈钧而言，所有的财物只是世间的一部分，他的真正重心则更多地倾向于那些看似虚无的理想和目标。在他看来，金钱虽然可以暂时解决生活的困难，但无法改变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李烈钧的行为，实际上也透露出他对于国家未来的深切关注。在他的一生中，金钱并非唯一的追求，他对国家命运的责任感，远比个人的荣华富贵来得更加深刻。 在护国运动中，李烈钧与蔡锷、唐继尧并称为“护国三杰”。这场运动是中国历史上一场重要的政治变革，三位将领的勇气与决心，成为了中华民族抗争精神的重要象征。李烈钧对于这段历史充满了自豪，但在回顾往事时，他又不以个人的功绩为荣。他回忆道，云南起义的成功绝非偶然，更非他一人之功。他坦言，若没有唐继尧的主动发起，自己和松坡根本不可能进入云南，更不可能顺利策动起义。唐继尧的决心与准备，才是这场运动成功的根本原因。 李烈钧的这种谦逊态度，显示了他作为一位军事领导人的成熟与智慧。对于当时的局势，他没有盲目的自夸，而是以更广阔的视野，认清了历史的真相。在他看来，三人之间的合作与默契，才是最终打败袁世凯的关键。他并不认为自己是这场运动中的主角，而是将功劳归于唐继尧的决策和蔡锷的勇气，自己则作为一个助力者，参与其中，共同推动了历史的车轮。 李烈钧的这一言论，也赢得了后人的赞誉。在回顾护国运动时，李宗黄评价道：“革命军人风范，令人感念不已。”的确，三杰的合作精神和忠诚于国家的情怀，成为了革命历史中一段令人动容的篇章。李烈钧对于这段历史的真实态度，显示了他作为一位军人的崇高品质——不仅有勇气，也有智慧，更有担当。
